如今用手机买基金、查账户越来越方便，但消费者随手点下的 " 同意并签署 "，屏幕上的那行小字可能就悄悄改变了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83 岁的方女士要赎回 9 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时，发现累计亏损 38 万，起诉到法院索赔，基金公司说已将手机应用软件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改成 " 仲裁 "，不应诉讼解决。

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典型案例，给出否定的答案。

2015 年 12 月，当时 74 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 100 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 年 12 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梦菲介绍，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 100 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九年，累计亏损约 38 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 " 低风险、高回报 " 的虚假承诺误导她投资，于是，在去年 9 月诉到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 " 主管异议 "，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

证据显示，原告在 2025 年 10 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

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园表示，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 2018 年前后撤销了它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袁园介绍，方女士说自己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 " 同意并签署 "，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她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 同意并签署 " 和 " 不同意并退出 "。

袁园进一步介绍，用户不同意就无法继续使用 App，就算只是查看基金产品信息，也得先同意协议才能登录。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感介绍，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仲裁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

本案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基金公司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 " 同意 " 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且消费者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案涉基金产品的所有问题，不得不选择 " 同意并签署 "，这样的设定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投资者不生效。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丽洁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仲裁协议有效成立，除外在形式外，更须以当事人真实合意为核心。金融机构借助技术优势，把接受仲裁设为查阅存量信息的登录门槛，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对投资者不生效。此案对保障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选择权有示范意义，彰显数字金融时代对公平原则和消费者权益的刚性保护。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

张丽洁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 " 同意 "。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 " 前置勾选 "" 强制同意 "，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