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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篇幅较长，共分为三篇连载，前两集请看：

同一片天空的多种战争记忆：越南战争-1967年3月10-11日的太原之战（上）

同一片天空的多种战争记忆：越南战争-1967年3月10-11日的太原之战（中）

帕多之推

Cheetah编队来自Ubon的433rd TFS，跟在攻击梯队尾部。那天下午，这些F-4C并不是单纯的护航战斗机。每架飞机带着6枚750磅炸弹、空空导弹和ECM吊舱；如果MiG出现，它们首先承担MiGCAP，如果没有迫近的战斗机威胁，就跟随F-105进入太原，对钢铁厂投弹。那这就是一支Strike-CAP。

据罗宾·奥兹（Robin Olds）后来回忆，阿曼和后座的罗伯特·霍顿在距投弹航线约75英里处已被高炮击中，燃油开始外泄。两人在座舱里讨论是否弹射，但仪表显示飞机还可以继续飞，前方也没有发现逼近的MiG，于是决定留下，继续跟着编队向太原飞去。

按照袁守范留下的太原防区部署，美机接近钢铁厂时，首先可能遭到选矿厂、陈国平桥一带620团双管37毫米高炮第一、第二营以及高射机枪群的射击。跟随第二批来自Takhli打击群低空进场的Cheetah编队，进入在太原防区后，正是暴露在620团火力之下。

当Takhli的打击群从莫灵岩山北侧进入时，620团二营5连已经瞄准了它。620团2营的指挥员即刻命令：以连为单位集火近战。

王志辉写到：五连连长冯佩田指挥六个炮班集中瞄准其中的第二架，当这队飞机俯冲时，指挥员冯佩田迅速下达口令，5连的六个炮班，对准Takhli的打击群迅猛开火。

尽管目前资料不能确定，620团在3月10日下午就一定在其火力范围内击伤了Cheetah的这两架飞机，但从空间上看，Cheetah编队的进入路径正好压在620团的37高炮之上。

Peter.E Davis写到，进入太原防区后，帕多的座机被一发37毫米炮弹击中飞行员座椅后方的机身部位。而620团2营5连战士王志辉也回忆道："时而有敌机被我军的炮火击中"。

这次命中使得燃油泄漏进一步加剧，发动机警告也随之出现。飞机虽然暂时还能飞，但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开始以正泄露的燃油重量来进行计算。

此时，Lincoln 04的贝尔仍然没有找到Lincoln 03。最后一批F-105已经越过山岭向西撤出，F-4的MiGCAP也在前方。

贝尔自己的右翼已经被MiG炮火打坏，他只能一面压住不断向左偏转的飞机，一面寻找德特勒夫森。就在这时，无线电里的另一组呼叫把他的注意力拉了过去。

贝尔后来回忆，他就是这样从无线电里听着下面发生的一切。第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两架F-4出了麻烦：

"Cheetah Four had flamed out…"

Cheetah 04已经熄火了。

Cheetah先呼叫负责引导加油会合的Brigham，未得到应答后，又直接在应急频率上呼叫加油机Orange 55：

"ORANGE 55, do you read CHEETAH on Guard? Request you head northbound; we have an extremely minimum fuel."

"Orange 55，能在应急频率上听见Cheetah吗？请求你向北飞，我们的燃油已经极少。"

这一天后来留下了一个名字——帕多之推（Pardo's Push）。

这个名字在航空史上的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天那场空袭本身。然而在1967年3月10日下午，对阿曼来说，问题只是飞机还能滑多远；对帕多来说，是应该先救自己的飞机，还是留在一架很快就要掉下去的僚机旁边；对贝尔来说，则只是退出太原时无线电里又出现的一桩难以置信的麻烦。

阿曼的燃油首先撑不住了。仍在北越上空时，两台J79先后停车。失去动力的F-4开始下沉，下降率一度达到每分钟约3000英尺。

以它剩下的高度计算，即使保持最佳滑翔状态，也只能再飞大约30英里。而下面仍然是北越领土。如果现在弹射，四周的地面部队很可能比搜救直升机更早赶到。

此时帕多没有离开。他把自己的F-4靠到阿曼后面，先试着用机鼻顶住对方飞机的尾部。

然而两架飞机靠得越近，前机尾流造成的扰动越严重，机鼻无法稳定保持接触。帕多此时又想了一个办法。他让阿曼放下着舰尾钩。

尽管F-4是陆基空军飞机，却仍保留有应急着陆用的尾钩。阿曼把钩子放了下来。帕多慢慢从后方靠近，让那根尾钩抵住自己F-4风挡前方的金属框架。两架重伤的鬼怪第一次真正接触在一起。

帕多加大推力。阿曼的下降率开始减小。大约从每分钟3000英尺降到了1500英尺。但这个"编队"并不稳定。

尾钩不是为这种用途设计的，它不断从Pardo的风挡框架上滑开。每一次滑脱，阿曼的飞机又开始加速下沉；Pardo就必须重新靠近，再把自己的机鼻送到那根钢钩下面。

在几十英里之外，贝尔只能从无线电里听到这一切。他后来写道，一开始甚至很难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一架F-4正用自己的风挡顶着另一架F-4的尾钩，把它向老挝方向推。

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十分钟。随后帕多自己的飞机也开始恶化。左发动机起火，因此帕多关掉了发动机。

现在，一架已经失去全部动力的F-4在前面滑翔；另一架受损、漏油、只剩下一台发动机的F-4仍在后面一次次把它推回去。

帕多本来还有机会自己向加油机方向飞去。罗宾·奥兹后来认为，如果帕多当时抛下阿曼，他仍可能救回自己的飞机。但阿曼已经不可能靠自己的剩余高度飞到老挝。帕多选择继续留下。

因此，这几十英里变得格外漫长。阿曼的F-4原本只能再滑翔约30英里；不断重新建立的接触几乎把这段距离延长了一倍。

山岭终于过去。下面变成了老挝。到了这里，即使两架飞机再也飞不动，至少搜救部队还有机会赶在北越地面部队之前找到他们。

不久，燃油彻底耗尽。两架F-4先后被放弃，机上的四人全部弹射。尽管贝尔没有亲眼看见他们跳伞。他听见的是无线电中那个异常故事的结尾。

"The aerial nose-to-tail, high wire trick worked."

"这招空中首尾相接的高空杂技，居然成了。"

在他看来，这场"机鼻顶着机尾的高空杂技"竟然真的奏效了。Cheetah 03自己最后也熄火了，但到那时，两架飞机已经越过北越，进入了对搜救部队友好得多的地区。

不久以后，救援力量到达，低空首先出现的是四架A-1E"桑迪"。螺旋桨攻击机在坠机区域上方建立掩护，检查地面威胁并引导随后进入的HH-3/HH-53搜救直升机。

Jolly Green 52找到Aman和Houghton，将两人接走。机组是John Furth上尉、Billy Privett中尉、Roger Ily技术军士和Charlie Smith技术军士。

另一架直升机，Jolly Green 09，去找Pardo和Wayne。Glen P. York少校和Harold Bradley上尉驾驶直升机，Jerry Johnston上士和Michael Benno一等兵负责救援。

罗宾·奥兹后来回忆，他回到办公室时，副联队长正准备就帕多的行为启动军法程序。

按照当时的规定，飞行员不得尝试用一架飞机推另一架；而帕多为了留下帮助阿曼，最终又损失了一架本来或许可以返航的F-4。

奥兹对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两架飞机虽然损失了，四名训练有素的机组人员却都活着回来。他后来为帕多出面交涉。

多年以后，帕多的事例逐渐成为美国空军最著名的越战故事之一。至于一架F-4在这种高度、速度和接触条件下究竟能够向另一架F-4传递多大有效推力，后来仍有人提出疑问。

这并不改变两个较容易确认的事实：两架F-4都在太原战斗中严重受损，而当阿曼的飞机失去动力以后，帕多没有独自离开；两机经过一段反复接触以后继续向西，最终使四名机组人员得以在老挝一侧弃机并获救。

反应两人飞机的情况

Pardo’s Push

战区之外

钢铁厂上空的轰炸并没有随着最后一批F-105转向西方而立即结束。随着攻击编队退出太原密集的高炮火力区，战斗的重心也开始向西移动。

先前主要负责掩护攻击机的F-4C此时重新承担起原本的任务——阻止北越战斗机追上正在撤退、部分已经受损的F-105。

0753Z，即当地时间15时53分，在太原以西约21°55′N、104°55′E处，一架正在向西撤退的F-105遭到MiG-21攻击。

美方OPREP对此留下了相当详细的记录。当时F-105航向270度，高度约20,000英尺，速度约500节；一架MiG-21从其六点钟方向、低约2000—3000英尺的位置接近，在约5英里距离上发射了一枚AA-2"环礁"导弹。

发射距离显然过远。F-105随即转向约45度，并朝太阳方向爬升。导弹一度接近至约2英里，却逐渐耗尽能量，最后向下坠落，没有命中目标。

真正迫使这架MiG放弃追击的，是跟在F-105撤退队形后面的F-4C。这支编队是刚刚参加过太原钢铁厂攻击的GREEN Flight。

GREEN属于第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Strike-CAP力量：进入目标区时可以携弹攻击，而在攻击结束以后，又立即转回空中掩护任务。

看到MiG-21继续逼近F-105后，GREEN中的一架F-4C甚至在没有取得正常雷达锁定的情况下发射了一枚AIM-7"麻雀"。

这一发导弹的目的与其说是取得击落，不如说是迫使北越飞行员停止攻击。MiG随后脱离。

主攻击编队开始撤出以后，攻击队形逐渐拉长，受损飞机和最后几个flight暴露在后方，北越MiG则开始寻找这些落在队尾的目标。F-4C因此继续留在撤退航路附近，为F-105建立一道活动的掩护屏障。

几分钟以后，在红河方向又出现了类似情况。F-4机组发现四架MiG-21正在悄悄接近最后一批撤退的F-105。

此时F-4高度约14,000英尺，落后F-105约3—4英里；四架MiG-21则从F-105约五点钟方向、近似同高度逐渐逼近。但当F-4转向迎击以后，MiG编队立即以大坡度转弯脱离，没有继续攻击。

这时再回头看CACTA中的另一条记录，就显得格外值得注意。V007记录的是一支4架F-4C组成的MiG Combat Air Patrol，任务时段覆盖约15时30分至17时，远远超过钢铁厂主体轰炸持续的时间。

这意味着，在Korat、Takhli和Ubon的攻击机先后完成投弹以后，太原以西仍有专门的F-4C MiGCAP继续活动。

换言之，GREEN这样的Strike-CAP负责贴近撤退的F-105，而V007所代表的四机MiGCAP则很可能构成更外围的一层空中掩护。

这样一来，王存明后来记载的另一个现象也有了新的解释空间。16时16分，他因此写到：

16时16分,4架F一4C,高度4000米，从西南方向进入，经钢铁厂上空实施效果侦察，当即遭到我602团2连、604团部分中高炮连队猛烈射击，又重创其中一架。4架F-4C从西南方向进入太原一带，并将其判断为"效果侦察"。

此前若只依据地面观察，很容易把这四架为携带炸弹的F-4理解侦察机。但CACTA显示，一支四机F-4C MiGCAP此时仍处于任务时间内。

因此，这批飞机也可能并非专门执行战果侦察，而是在撤退阶段的MiG活动迫使下重新向东或东北机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再次经过太原附近。值得注意的是，V007也报告了来自地面的，中等密度的85毫米火力。

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王存明16时16分看到的四架F-4C就是V007，但它至少说明，当时太原周围的空中活动没有随着最后一枚炸弹落下而立即结束：钢铁厂上空的高炮战正在消退，而在其西侧，围绕撤退航路展开的战斗机掩护与MiG拦截仍在继续。

3月10日的战斗笔记

王存明书中所载3月10日态势图，出自其所著《陆军第三十八军高炮战例选编》

62支队作战记录，《陆军第三十八军高炮战例选编》标图与Combat Air Activities File (CACTA)结合对照情况

对照38军在1973年绘制的作战图和美军任务资料后，大部分攻击编队都能找到大致对应关系，唯独Lincoln机队始终无法被安稳地放进这张时间表里。

美国空军史家Bernard C. Nalty在研究当时Iron Hand战术时指出，3月10日由两架F-105F和两架F-105D组成的Iron Hand编队，按当时通常的战术安排，应领先主攻击机群约5至7分钟，即30至45海里，以便提前搜索并压制Fan Song和Fire Can雷达。

Robert S. Deas后来依据任务资料重建进场队形时，则写道Iron Hand将争取领先KANGAROO高炮压制编队约两至三分钟。

亲自驾驶Lincoln 04参战的贝尔留下的印象却更短：他称Lincoln夹在Korat和Takhli两支攻击力量之间，"紧跟着Korat的飞机"，只领先自己所属的攻击力量约一分钟。

与这些记载相比，Lincoln 03后座电子战军官Mike Gilroy在2011年的口述中给出了明显更长的估计：在Lincoln 01被击落、Everson和Luna弹射时，他记得主攻击机群大约仍在十五分钟之外。

由于这是一段四十余年后的口述，而且Gilroy本人使用了"probably"这样的估计语气，这个十五分钟与其他美方资料之间的差距尤其明显。

然而，任务号为2-3-14-10 Mar 67的美军搜救记录，为Lincoln 01的损失提供了新的绝对时间锚点。

3月10日当天形成的第3航空航天搜救与回收大队报告记载，Lincoln 02于0812Z向搜救系统报告Lincoln 01失事；另一栏同样将Lincoln 01记为在0812Z"reported down"。

由于2-3-14-10 Mar 67的原文是"reported down"，因此，0812Z记录的是Lincoln 02向搜救体系报告失事的时刻；飞机中弹、机组弹射以及残机撞地应发生在这一时间或稍早。

不过，与数十年后的回忆相比，这仍然是目前最接近事件本身的一条美方钟表记录。

这些摆上台面的记录，使中美双方资料的计时标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援越部队的回忆材料中，明确出现过"这是北京时间而不是河内时间"的说明，表明中国部队人员至少在日常使用中保留北京时间。

如果38军的作战图中的15时34分和15时58分同样采用北京时间，那么二者分别相当于0734Z和0758Z；0812Z则相当于北京时间16时12分。

如此换算，Lincoln One被报告击落反而位于"15时58分第二攻击波"之后约十四分钟，而不是之前。

因此，真正尚未解决的，是这个Zulu时间与62支队作战图中的北京时间如何对应，以及Lincoln编队究竟领先Takhli主攻击力量多少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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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散去

太原上空的硝烟已渐渐散去。62支队的资料显示：16时18分，最后一批美机完全退出防区；16时44分，第62支队下令转入二级战备。战后统计显示，这是62支队入越参战以来时间最长的一场反空袭战斗。

3月10日的战斗持续了约48分钟。62支队申报击落八架、击伤三架，自己仅四人轻伤，并报告"目标无损"。

美军则确认钢铁厂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一架F-105F和两架F-4C，至少三架F-105重伤或中度损伤。埃弗森和卢纳成为战俘。帕多和阿曼的飞机则遭受损失。

袁守范后来回忆，3月10日约40多分钟的战斗"按照作战预案打得干脆利落"，整个过程中，他本人除打电话要求"速派人去抓跳伞飞行员"外，"再无别的什么口舌"。这一回忆显示，62支队战前制定的射击预案已经把相当一部分临空目标选择与火力组织预先落实到团、营一级：不同方向上的高炮部队依敌机进入和退出航路依次接战，而师指挥员并不需要对每一批目标逐次下达具体射击命令。

硝烟散去后，太原钢铁厂党委书记率领地方代表与越南女劳模队伍来到62支队阵地慰问。

面对"敌机空中开花、飞行员被俘"的景象，钢铁厂党委书记将八枚阮文追纪念章郑重赠予中方官兵，称赞解放军为"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友谊之师"；中国官兵则将毛主席像章回赠给越方人员。

甚至有此前被中方工兵排除未爆弹而救下性命的华侨与地方民众，自发将用美机残骸打制的工艺梳子与热带水果送至炮位。

临别时，钢铁厂党委书记试探性地询问中方是否在战斗中使用了"某种新式武器"——在习惯了美军空中优势的越南地方干部眼里，如此密集的击落战果只能用神秘的新装备来解释。

中方指挥员则以当年的标准外交口径回应："这是中越人民共同的胜利，是毛主席、胡主席英明决策的硕果。"

队伍离开钢铁厂时，广播声仍从身后的厂区传来。回忆者记得，雾气渐渐吞没送行者的身影，而扩音器里正反复播放着《解放南方》：

"解放南方，坚决向前进，

打倒美帝，消灭卖国贼……"

歌声沿着公路和厂区渐渐远去。

此时，太原返航的F-105陆续降落在Takhli和Korat，Ubon基地。飞行员还不能马上回宿舍。飞机停稳以后，他们先进入维护简报室，把各种资料一项项交给地勤人员；随后又进入情报室，重新在地图上标出自己看到的MiG、SAM、高炮阵地和炸弹落点。

等这些程序终于结束，飞行员才走向基地里的军官俱乐部。随着基地扩建，它已经成为飞行员和军官完成任务后吃饭、喝酒和社交的主要场所之一；同时，基地外不到几英里的道路两旁还有另一套由酒吧、餐馆和夜间娱乐场所组成的世界。作战归来的飞行员会在这里吃饭、喝酒、讨论刚刚结束的任务。

推开酒吧的门，战争仿佛一下被挡在了外面。点唱机正在大声播放Eddy Arnold的歌，谈话声不得不盖过音乐。

屋里到处是灰绿色飞行服。刚才还在太原上空按呼号互相报告MiG、高炮和SAM的人，现在围在桌边，手里拿着啤酒，像战斗机飞行员惯常那样一边说话一边比划飞行动作。

香烟和雪茄的烟雾积在屋里；泰国侍者不停地在吧台和桌子之间穿梭，把空掉的啤酒杯换成满杯。Deas甚至记得，自己递给侍者一美元以后，已经没指望还能看到找回来的零钱。

一杯啤酒下去，几个小时前的画面又会自己回来：Cho Moi、云层、黑色高炮炸点、耳机里的救生电台蜂鸣、没有说完的"LINCOLN Lead is…"，以及那架突然从队形里消失的F-105。

谁也无法确切解释，为什么有些飞机穿过了同一片弹幕，只在机翼上留下几个洞；另一些飞机却只因为一发炮弹在稍早或稍晚的一瞬间爆炸，就再也没有回来。

Deas后来把这种疑问概括成两个词：

"Luck or Skill?"

"运气，还是技术？"

答案大概永远不会只有一个。训练、队形、速度、ECM和飞行技术都能增加活着回来的机会；但在太原那样密集的防区，这些东西最终仍不能完全消除偶然。

一团黑色炸点离座舱几十米，是一次惊吓；同一枚炮弹再偏几十米，就是一张空椅子。而这张空椅子正是属于Lincoln机组。

闯入战区的侦察机

但对于太原防区而言，3月10日的战斗并没有随着最后一批攻击机脱离目标区而结束。

下午的大规模空袭结束后，钢铁厂上空依然残留着电子干扰、烟尘以及未完全解除的战斗警戒。

对于美军而言，真正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炸弹是否投下，而是这些炸弹究竟造成了什么效果。

在滚雷行动中，BDA）同样属于攻击任务的一部分。没有侦察照片，美军无法判断目标是否真正被摧毁，也无法决定后续是否需要再次投入兵力。

因此，在攻击编队撤离之后，侦察飞机往往必须重新进入刚刚被防空火力覆盖的目标区域。

这一次任务由驻Ubon基地的第20战术侦察中队（20th TRS）执行。在距目标约数十英里外，Lt Col James R. Brickel驾驶RF-101C再次接近太原。作为该中队的作战官，Brickel非常清楚这次任务的风险。

19时左右，钢铁厂再次响起空袭警报。62支队重新进入一级战备。根据602团三连连长王存明的记录，上级通报称，美机正在利用强烈电子干扰接近目标，雷达暂未形成稳定航迹。

随后，一架飞机从北向南低空进入钢铁厂区域。602团三连的炮手将其识别为"RF-105"，估计高度约300米。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次战场条件下的型号误判。

当RF-101C进入目标区域时，它实际上已经穿越了下午攻击留下的复杂防空环境。

对于中国高炮部队而言，问题并不是"发现敌机"，而是：是否能够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开火。

三连的37毫米炮发现目标，但由于飞机航线极低，并且从山顶方向接近，目标迅速进入火炮禁射区域。

四班副班长、一炮手杨成国曾回忆，当时他一度准备解除限制射击，但立即被连长王存明制止。

王存明的考虑非常现实：炮弹一旦越过射界，很可能落入钢铁厂居民区或友邻阵地。于是，炮手只能目送这架飞机穿过防区。

而在空中，Brickel同样经历了另一种生死考验。距离目标约10英里时，一枚85毫米高射炮弹在他的RF-101C附近爆炸。

爆炸造成左侧发动机损伤，液压系统受损，飞机速度下降约50节，座舱内迅速充满烟雾。

但Brickel没有立即退出太原上空。因为摄影窗口只有数秒。如果此时脱离，美军将失去此次攻击最重要的BDA资料。

于是，他继续保持航向，完成摄影，然后利用剩余动力返回Ubon基地。

数月之后，第七航空队司令威廉·W·莫迈耶将军（Gen. William W. Momyer）向Brickel授予空军十字勋章（Air Force Cross），表彰他在太原上空执行战损摄影任务时表现出的非凡勇气与专业判断。

Lt. Col. James R. Brickel展示自己在3月10日侦察中被打坏的飞机

战斗复盘

大象山

翌日凌晨2时40分，62支队机关在大象山的指挥部内召开常委扩大会，分析敌情，研究对策。

在大象山的天然溶洞里，袁守范、张克里以及副师长、参谋长、各团团长和作训、侦察人员重新聚到作战图前。

新的通报传入各级指挥所。第62支队得到的情报判断是，美军很可能在天亮后再次大规模攻击太原，而且这一次不但会继续攻击钢铁厂的主体设施，特别是高炉区域，也可能直接压制已经暴露的高炮阵地和各级指挥所。

各部因此被要求立即重新研究敌情和射击预案，为连续作战做好准备。支队会议据此判断：

美机对太原钢铁厂的轰炸是战争的升级，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其破坏钢铁厂的企图未逞，且遭我沉重打击，必将再度进犯。

为不失时机地做好再战准备，迅速进行了部署调整。因此，支队机关决定调整兵力。

续志达和封爱民提出的调整方案，并不是简单增加钢厂周围的炮数，而是交换两个方向的营级兵力。

其将驻刘舍车站方向的第605团二营转移到钢铁厂东南，直接压在美机主要俯冲航路下；同时将原在选矿厂方向的第620团一营调往发电厂西南和刘舍车站一带，填补防区西侧的火力空间。

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炮兵要在一夜之间从头挖掘新阵地。进入太原以前，第62师已经组织连以上指挥员对防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勘察。

各团、营通常预先构筑两至三个指挥所，每个炮连拥有三套以上可供转换的发射阵地。

全防区共建成十余个指挥所和接近百个中、小口径高炮及高射机枪阵地，统一编号并绘制成图，同时，连以上指挥员熟悉各阵地的位置、编号和进入道路。

因此，3月10日晚，62支队将防空炮兵从已经暴露或火力位置不理想的阵地，迅速转移到事先勘察、编号和部分构筑完成的备用阵地。

进入以后，部队只需使用预先准备的圆木、木板和沙袋修补因风雨坍塌的胸墙，重新接通电话线、配置弹药，即可恢复战斗准备。除此以外，第620团还利用部分空闲阵地布设了假炮位。

泰国，美军空军基地

视角转到美国人身上，Lincoln Flight没有作为一支完整的四机编队回到Takhli。霍夫特首先把受创的Lincoln 02送到了Udorn。

贝尔的Lincoln 04因座机战伤也转降这里，滑入停机位时重新见到了霍夫特。F-105左侧机身布满弹片孔，液压油正从破损处不断滴落，在混凝土地面汇成一摊；左翼起落架外侧被85毫米炮弹撕开一个直径约四英尺的大洞。

贝尔后来回忆，仅凭外观，他当时几乎认为这架飞机已经没有修复价值。事实上，它最终还是被送去大修，后来贝尔在台湾Air Asia设施再次见到这架飞机时，整个左翼及机体左侧的大段结构都已经被更换。

霍夫特带回来的消息更加糟糕。在他的视角中，Lincoln 01冲向SAM阵地以后遭到正面重击，飞机很快在弹幕中解体。

他随后听见了救生电台的蜂鸣，却不知道埃弗森和卢纳两个人究竟有没有成功落地。

贝尔把自己在后方看到的经过与霍夫特的叙述相互核对，两人随后一起进入Udorn基地的指挥所，向情报军官重新讲述Lincoln前两个机组最后出现的位置、中弹情况、无线电呼叫以及救生信标。此时美军只能把Lincoln 01列为没有返航。

贝尔后来写道，他们推测埃弗森和卢纳很可能已经落入北越手中，"受了伤，但还活着"。真正的确认还要再等几天，直到河内广播宣布两人成为战俘。

贝尔自己的F-105状况稍好一些，却也不是简单修补后就可以重新投入战斗。Ubon基地的维修人员封堵了翼面的破孔，并把已经损坏的前缘襟翼固定在放下位置，只允许这架飞机以较低速度进行一次性转场飞行。

霍夫特的F-105则无法自行离开，他只能等运输机把人送回Takhli基地。贝尔集合了其他临时落在Ubon的F-105，把这支他自己称为"ragged bunch"的零散机群带回了基地。

但Lincoln 03也没有正常回到自己的停机位。德特勒夫森和吉尔罗伊的F-105F已经在连续攻击中严重受损。

等他们最终离开太原时，油量又所剩无几，只能在一个前进机场实施紧急着陆。后来形成的荣誉勋章提名材料特别记录了这一点：德特勒夫森是在确认SAM阵地已经燃烧以后才退出，最后因为无法返回原基地而在前方机场降落。

所以，当贝尔当晚终于抵达Takhli时，令他意外的不是看见Lincoln 03停在机坪上，而是看到德特勒夫森和吉尔罗伊本人已经坐在情报简报室里。

几名幸存者于是再次从头讲了一遍，他们必须把几个彼此并不连续的视角拼起来：埃弗森和霍夫特首先转向SAM；埃弗森的Lincoln 01突然消失；霍夫特带伤退出；德特勒夫森和贝尔重新转入；MiG从后方出现；85毫米炮火又把两架飞机包围；随后他们再次寻找SAM阵地。

没有任何一名机组成员在战斗过程中真正看见了全过程。只有飞机落地以后，把每个人看到的十几秒钟放回共同时间线上，这场战斗才逐渐获得一个完整形状。

这种拼合最后并没有只停留在口头。贝尔书中保存的一张Lincoln Flight战斗示意图，图注特别注明：

贝尔书中保存的Lincoln Flight战斗示意图

与此同时，机场另一侧的维修工作也没有因为情报人员仍在争论经过而停下来。这一天带回来的损伤本身已经说明太原的火网达到了什么程度。

霍夫特的飞机左翼几乎被打穿；Bell的右翼和前缘襟翼受损；德特勒夫森和吉尔罗伊的F-105F也遭到严重炮火打击。Lincoln 02带着约四英尺大的翼洞脱离，而Lincoln 03也在AAA中受创。

这些飞机中的一些最终能够修复，但那不是几个地勤人员连夜补几块蒙皮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霍夫特和贝尔驾驶的飞机后来都被送到台湾进行更深入的大修；贝尔再次接触霍夫特那架飞机时，它已经更换了相当大面积的左侧结构。

在Korat基地，这场战斗则已经开始变成一串电报。388th TFW当天形成的OPREP-3保存在PACAFDO Read File中。

按照电报时间，TWX 101139Z和101254Z在太原攻击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已经向上级传递战斗信息。

它们没有使用后来回忆录中"地狱""沸腾的大锅"这样的语言，而是把飞行员看到的东西拆成更适合参谋人员阅读的数据：火炮口径、射击高度、CBU压制效果、SAM和MiG活动以及退出航路。

这份档案最终形成为PACAF DO Read File, 9–11 Mar 1967, AFHRA K717.312, IRIS 898698。

他们并没有认为CBU已经消灭整个太原火网。更准确地说，它为后面的攻击机争取了一段火力降低的时间和空间，而一些炮位仍然继续射击。

当晚，来自飞行员座舱里的零散印象，就这样逐渐被转化成了PACAF能够阅读的作战数据。

在Takhli，RIP四名飞行员先分别向维修人员说明飞机的问题，再一起接受情报询问，逐段指出进场、目标区和退出航路上遇到的炮火，并估计火炮口径。

提到轰炸效果时，他们主要报告前面那架飞机的炸弹看起来落在哪里。由于投弹后必须迅速退出，飞行员不能绕回去查看自己的落点。

可是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没有答案：10日的空袭究竟把太原钢铁厂炸成了什么样？

攻击机组能够报告自己是否看见炸弹落入厂区，情报军官也能统计起火和爆炸；这些都不能代替摄影判读。所以在主攻机群退出以后，第20战术侦察中队又把两架RF-101C送回太原，展开了对太原钢铁厂的打击评估分析。

也有了62支队关于"RF-105"的记录。最终，Brickel带回的胶片最终证明，10日攻击并非美国飞行员最初认为的决定性破坏，也不像中国防空部队当晚判断的"目标无损"。真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太原钢铁联合体受到打击，但仍保持部分生产能力。

但是，CIA当天的《The Situation in Vietnam》[12]仍然只能写道，前线初步报告认为攻击取得成功，但空袭后的照片尚未完成分析。

在62支队认为自己"目标无损"的同时，美国空军机组认为炸弹已经有效命中；而在更高层的情报系统里，答案仍不明确。

随后得到的摄影判读并没有完全支持最初那种乐观印象。后来的情报评估把3月10日首轮攻击造成的破坏描述为这个庞大钢铁联合企业内若干区域的轻度至中度损伤，而不是一次攻击就使整个工业体系停止运转。

Deas书中援引的初步摄影评估还列出一个更具体的结果：目标区内辨出69个弹坑，铸造与机加工区两座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加工建筑部分倒塌、石灰熔剂准备设施严重受损，两段输送设施倒塌；这些损伤尚未使整个钢厂停止运转。

因此，第二天继续进袭的理由，是还要使这一工业体系丧失运转能力，而不仅是再制造一批可见弹坑。

他对高炮压制效果的解释也值得与地面记录对照：现有弹药可能杀伤炮手，却不一定摧毁火炮，因此不能假定第二天来袭时原有炮位已经失去战斗能力。

与此相对，62支队夜间修整阵地、补充弹药、恢复人员与通信保障，使幸存火炮能够重新投入战斗。

双方材料共同提示，某次攻击中炮火暂时减弱，与次日能否继续射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3月10日深夜，中国方面正在根据第一天的经验，把605团二营和620团一营调往新的阵地，重新接电话线、补充炮弹、修整工事，布置假炮位。并预测美军第二天会更加猛烈地攻击高炮。

在泰国，美军也在做自己的调整：维修人员决定哪些飞机还能飞，情报军官重建航迹，联队把AAA、SAM和MiG情况写进OPREP，侦察单位等待胶片判读，而作战系统准备重新生成第二天的攻击编队。

1967年3月10日恰逢癸酉。旧历所谓"彭祖百忌"有一句颇为巧合的话：

"癸不词讼，理弱敌强；酉不宴客，醉坐颠狂。"

前者像是在提醒人不要急着争论胜负，后者则像是在提醒胜利者不要过早庆祝；而3月10日的太原，恰恰同时留下了这两种意味。

双方都从3月10日得出了同一个最基本的结论：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三、3月11日战斗

3月11日天亮，昨天的战斗已经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一大早，越方联络组送来了北太省委、省级有关单位对3月10日战斗的贺信，以及越北军区司令部的贺电。

因为送得太急，文件甚至来不及译成中文。越方联络人员有些歉意地解释：

"由于时间紧张没有译成中文，很抱歉。请你们自己翻译一下好了。"

中方没有介意。对于刚刚经历了前一天战斗的官兵而言，对方甚至等不及翻译便把贺信送来的举动，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太原方面对3月10日战果的重视。

到了下午2时，越方又送来了防空空军总部的贺电。

然而，在这些"祝捷"的文字送到阵地时，真正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在完成射击准备以后，各炮兵阵地重新转入隐蔽。

越南北方3月的太阳已经有了些热度。许多官兵前一夜只睡了很短时间，但谁也不知道美国飞机会不会再次出现。

第二天的攻击并不是3月10日计划的简单重复。前一天夜里，太原防区正在调换炮兵阵地；与此同时，美军也根据第一轮攻击的损失重新安排了突击次序。

3月10日首先进入的是Korat的第388战术战斗机联队，Takhli的第355联队随后跟进；3月11日，两支联队交换了位置，由355th TFW首先进入太原，388th TFW随后攻击。第一天的损失使第二天的攻击力量将高炮阵地本身列为主要目标之一。

在3月10日的攻击中，美方认为至少摧毁了一门85毫米炮，同时第一次注意到部分炮位已经出现带混凝土防护的加固工事，使炮手能够在CBU攻击下继续生存。因此，除了继续用CBU压制炮位，美机还开始用普通炸弹直接摧毁高炮阵地。

这意味着3月11日的任务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钢铁厂依然是最终目标，但要把炸弹送进厂区，美军首先必须把前一天仍在持续射击的防空体系压下去。

对62支队而言，这一点很快从一种判断变成了炮位上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事实：越来越多的飞机不再径直飞向厂房，而是在进入主攻击航路以前转向雷达、地空导弹阵地和已经暴露的高炮阵地。

62支队记录了3月11日的天气：下午晴，云量5，云高3000-4000米，当天进入太原的F-105机组后来反复提到目标附近存在霾和低云。

理查德·迪恩·李上尉（Captain Richard Dean Lee）的勋奖记录称，能见度不佳迫使攻击机进入更接近高炮有效射程的空域，而SA-2仍在活动。

飞机既不能简单爬到高空，也不能毫无顾忌地压到低空。两层威胁把攻击航路挤得越来越窄。

理查德·迪恩·李上尉 Captain Richard Dean Lee，后来因当天任务获得杰出十字飞行勋章

15时40分侦察科长高积玉从远方警戒雷达得到报告：西南方向约200公里外发现多批飞机。

作训科长牛进范看过空情以后判断，这批飞机很可能仍然是向太原来的。他提出不再等机群继续接近，立即进入一等战备。

袁守范、续志达和封爱民同意。警报随即传向钢铁厂周围的各团、营、连。十分钟以后，观察哨又发现一架被识别为RB-66的飞机在富良上空盘旋。

几乎同时，雷达屏幕开始变得混乱。强烈电子干扰覆盖了62支队的雷达，远方和近方空情一度中断。

602团一名雷达操作员后来回忆，3月11日下午，环视显示器已经变成"一片雪白"，几乎无法分辨正常目标回波。

为了尽早重新发现敌机，雷达站经批准采用平时战场上并不允许的"双机操作"，由一、二号操作手同时观察显示器。

两人最后发现，在雪亮的干扰背景中，有一片白色亮区比周围显得更为厚实；凭借此前积累的目标回波经验，他们判断机群就隐藏在其中。

直到约75公里处，目标才从被各种干扰杂波淹没的屏幕上重新被辨认出来。

稳定航迹消失以后，袁守范没有让指挥所继续等待雷达恢复，而是下令转用观察哨网。散布在防区各方向的目视哨继续通过电话报告飞机的方位、批次和高度。

雷达并没有完全退出战斗，只是不再是唯一的空情来源。人的眼睛和声音再次接替了一部分电子设备的工作。

15时51分，远方"A"哨首先报告：

4架F-4C，约3000米高度，正向太原飞来。

师指电台台长张春恩和无线电报员高荣把消息送入师指挥所，随后迅速向各团、营通播。

几公里外，配属602团的原38军高炮营三连也已经捕住了这批飞机。连长王存明后来记得，目标距离约8000米时，耳机里传来营长孙玉堂的命令：

"4架RF-4C是伴动机，注意监视，加强圆周搜索，及早发现主攻机！"

三连没有开火，只留下观察员继续盯住这批飞机。62支队将首先进入防区、在外围绕飞的四架敌机记为 F-4C。

随即，其中两架突然拉高，俯冲攻击太原附近的地空导弹阵地后撤离。中国指挥员判断其为佯动，命令高炮继续静默。袁守范回忆称：

两架继续佯动，另外两架据称爬高后攻击了附近的"苏军导弹阵地"。

美方战报则展现出更复杂的图景：当天第8联队的 F-4C 与执行"野鼬鼠"（Iron Hand）任务的 F-105 在太原上空高度交错。

美军记录中恰有一对 F-105 双机在发现 SA-2 阵地后转入压制俯冲——这与中方记述的攻击动作高度吻合。[13]

究竟是一个四机编队分兵，还是 F-4C 与 F-105 两批战机在交错活动中被地面观察员串联成了一条航迹，地面炮手没时间纠结这个谜团，真正的主攻编队已随之压境。

15时54分以后，新的飞机开始连续进入。王存明记得，首先又有4架飞机从西北绕向东南；紧接着，4批16架F-105从正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钢铁厂。

第一批打击编队真正进入以前，第602团的炮瞄雷达首先成为目标。二连雷达2号操作手正在显示器前工作，突然发现三个高速目标向雷达逼近。他立即喊道：

"不好！敌机发射三枚‘百舌鸟’！"

警报迅速传到一、二、三连。天线开始转动。雷达关机。

此时三枚百舌鸟继续飞来，却都没有直接击中雷达。其中最近的一枚在二连阵地外数十米处爆炸。几乎就在这时，天空中又出现了飞机。

首先出现的是5批20架F-105。它们从西北方向绕入太原，随后分别占据钢铁厂东北、正东和东南方向，依次进入攻击。

炸弹开始落入厂区。第一批飞机尚未完全退出，后续编队已经跟上；又有4批20架F-105进入防区。短时间内，各批航迹开始相互重叠，太原上空的战斗迅速展开。

在真正的主攻机群到来以前，美军首先试图处理其中一层威胁。

第357战术战斗机中队的Jerry N. Hoblit与后座电子战军官Thomas W. Wilson率领一个两架F-105组成的Wild Weasel分队进入太原方向。

Wilson的银星勋章记录明确写道，这一双机分队发现了一处正在工作的SA-2阵地，而该阵地正在直接威胁接近中的主攻击力量。两架F-105随即穿过猛烈高炮火力向其发动攻击；美方随后判定该阵地被摧毁。

任务指挥官所在的Crab Flight负责高炮压制工作。Crab 4的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e）一面向长机报告高炮弹幕和SAM活动，一面寻找分配给自己的高射炮目标。他后来因这次任务获得银星勋章。在他的授勋文章中如此提到：

他对这些炮位实施了反复攻击。对美军来说，这是在主攻击机进入以前撕开两层防御。对62支队的防空炮手们来说，则是敌机已经开始直接寻找他们。

到这时，炮手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打哪一架"，而是火炮能不能来得及转过去。在602团方向，王存明所在三连原本正向东南方向的飞机射击。他把指挥暂时交给实习连长郑根祥，回头却突然看见西南方向又有一批F-105扑来。

王赶紧爬出掩体去提醒郑根祥。五门37毫米炮很快调转了180度，第四门炮却仍追着原来的目标射击。郑根祥按下停射器，王存明又在旁边大喊，火炮才终于转向新来的一批飞机。

王存明后来记得，这20架左右的F-105分成4批，每批只有4至6架，彼此相隔不过1至3分钟。

它们以双机为基本单位交叉变位，从不同方向连续进入，使地面炮群很难在上一批退出后及时重新分配火力。

而在几百米之外，第605团六连很快遭遇了这种"转移火力时间差"最残酷的结果。

当日的打击领队Jerry Noel Hoblit

太原钢厂厂史后来统计，从3月11日06时05分直到接近16时，美机共出动108架次"各种类型飞机"，攻击Đồng Hỷ、Phú Bình以及太原市约20处地点，投下近300枚普通炸弹和子母弹，造成30人伤亡，并毁坏大量住房和财产。

但此时炮位上的人没有这些总数。他们只看到一批又一批飞机继续进来。第605团二营长赵洪友拿起电话，找到六连。他说：

"敌机越疯狂进攻你们，就越证明它被你们打得害怕。你们阵地很重要，卡住了敌人的脖子。一定要卡紧！"

这一天，许多炮手都感觉到美国人的攻击方法变了。前一天，大部分飞机最终还是奔着钢铁厂去。3月11日，却有越来越多飞机主动转向高炮阵地。

袁守范后来估计，近50%的飞机没有直接攻击厂区，而是使用炸弹、子母弹、火箭和空对地导弹压制防空阵地。

这未必是一个精确的美军任务编组比例，但它准确保存了地面部队当时的感觉：美国人开始把高炮阵地当作优先目标了。

美军任务记录也留下了这种压力的另一面。在CACTA保存的3月11日记录中，R008与I001两项任务都被明确登记为"高炮压制"（FLAK SUPPRESSION），军械栏中均列有子母弹。

两项任务先后出现在当天的攻击序列中，说明专门攻击高炮阵地的安排并不限于最先进入的一批飞机，后续攻击力量同样承担了压制任务。

对地面炮手而言，这意味着即使已经扛过一轮轰炸，下一批飞机到来时，自己的炮位仍可能再次成为目标。

CACTA档案重建的3月11日 Strike Package

第605团六连

第605团二营是在前一夜才从刘舍车站方向转入钢铁厂南侧的新阵地。王存明后来记得，这处高地距钢铁厂约600米，原先正是他所在三连使用过的阵地。

二营长赵洪友很清楚这个位置的意义：它正压在美机进入厂区的一条主要俯冲航路上。

战斗开始以后，六连的炮口主要追着东南方向左行临近的飞机。也正是在这一刻，另外两架被地面识别为F-105D的飞机从西北后方切入。

王存明后来认为，美军正在利用小高炮集中射击后重新转移火力所需的几秒，以及中、大口径炮转向较慢的弱点，从侧后方攻击已经暴露的阵地。

第一批F-105转进以后，六连连长范文富看见飞机开始进入攻击姿态。他挥动指挥旗。六门37毫米炮同时开火。炮弹向空中升去。

F-105很快开始还击。炸弹在六连附近爆炸。气浪把范文富的钢盔掀了出去，侦察员王四海则被爆炸掀起的浮土整个埋住。

范文富没有离开。王四海从土里爬出来，也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报告敌情。赵洪友的电话随后又打进阵地。

六连必须继续封锁航路。炮火一直没停。美机一波接一波地过，六连的炮口追着航线来回转，37毫米弹壳从炮位上叮叮当当滚下来，堆了一地。

炮弹消耗得很快。弹药开始不足以后，炮位下面的人冲出掩体，把一箱箱炮弹送上来。

其中还有一个本来并不属于炮班的人。他就是第62支队宣传股长郑若杜。在援越任务开始以前，他已经是一名有多年军龄的干部。

师党委曾经考虑，待援越任务结束以后，让他担任师宣传科科长。但郑若杜并没有选择留在相对安全的岗位。

3月11日战斗开始前，他又来到第605团二营六连。他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前一天，他刚刚在这个阵地了解战斗情况，记录炮手们如何在美机轰炸下射击。第二天，当新的空袭警报响起时，他再次回到炮位旁。

此时，他的妻子杨淑贞寄来的糖果刚刚抵达越南。那是妻子从国内寄来的心意。而郑若杜收到以后，没有马上自己吃。他告诉通信员：

赶紧打开，让大家吃糖。"

但糖还没有分下去。警报响了。炮手们开始进入战位。郑若杜看了一眼还没有打开的包裹。他说：

"仗打完再分糖吧。"

然后转身跑向一号炮位

他没有回来。

郑若杜与其妻子杨淑珍的合影

郑若杜并不属于炮班。当他赶到一号炮位时，头上没有钢盔。班长赵义见状，想把自己的钢盔摘下来给他。郑若杜没有接，只把钢盔推了回去：

"你在炮上，我来回搬运炮弹，还是你戴。"

赵义最后仍戴着那顶钢盔。郑若杜则留在炮位旁，一面给炮手鼓劲，一面帮助六炮手、七炮手搬运、压送炮弹。

飞机开始接近以后，郑若杜没有离开。他站在炮位旁一面向炮手高声鼓动，一面帮助六炮手和七炮手压弹、递送炮弹。

这时，一架美机在另外三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六连和一连阵地俯冲投弹。班长赵义看见危险，推郑若杜：

"炸弹下来啦，股长快隐蔽！"

郑若杜没有退进掩体。他说：

"别管我，要狠狠.....

随后，子母弹箱在阵地上方打开，一大片小型弹药从空中散开。破片瞬间覆盖交通壕和炮位，郑若杜中弹牺牲。

一班几乎同时被打垮。除赵义和七炮手外，郑若杜和两名战士当场牺牲，其余六名炮手全部中弹倒地。

赵义和七炮手仍然能够行动。郑若杜倒在炮位附近，身上几乎看不到明显创口；后来检查才发现，一枚子母弹钢珠从太阳穴打入。

赵义站在那里，看着自己刚才还在一起射击的炮班一下子倒下一片。他后来被史新德记得很清楚：身体在发抖，眼泪已经流出来了。但炮还在那里。赵义跳上炮盘，顶替已经倒下的一炮手。

他一面射击，一面喊：

"为郑股长报仇！狠狠地打！"

二炮手、瞄准手李文仲右臂和双脚已经被炸伤。他没有下来。仍然继续瞄准。未受伤的七炮手古天阳准备顶替五炮手压弹。

这时原来的五炮手武水清——另一处记录作武永清——又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的双手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他跨上炮位，对古天阳说：

"你快去递！我压！"

于是古天阳转去递弹。武水清用已经严重负伤的双手继续把炮弹压进炮膛。六炮手田宝英也从昏迷中醒过来。

他已经站不起来，只能跪在地上。他又压了五发炮弹。随后再次昏倒。

一炮手张德顺身上后来被记录有260余处破片伤。他从昏迷中醒来以后，全身都在流血。他还想回炮盘。第一次没有爬上去。第二次没有。第三次仍然没有。

卫生员过来准备抢救他。张德顺却说：

"你快去救别人，我能顶得住！"

炮位周围仍然不断爆炸。有人从弹药掩体继续搬炮弹。有人顶替已经倒下的炮手。原来完整的炮班已经不存在了，但这门炮仍然断断续续地射击。

史新德后来记得，看到郑若杜牺牲以后，赵义一边颤抖，一边仍要求全班继续开火。

美国人的压制火力已经给六连和一连造成严重伤亡。但这一片炮群没有完全安静下来。子母弹的效果很快不仅出现在人员伤亡上。

与此同时，美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电话线，烟尘遮住了观察员的视野。此前由师、团、营通过雷达、电话和炮瞄系统统一分配目标形成的集中火力开始瓦解。

一些连再也无法及时得到新的目标指示。于是炮手开始自己找飞机。能够看到什么，就打什么。原来依靠几个炮连共同完成的集中射击，逐渐变成各连甚至各炮班根据目视观察独立作战。

第62支队没有整体停止射击。但射击的组织方式已经改变。多年以后，美国空军在CHECO报告《USAF Tactics Against Air & Ground Defenses in SEA, November 1968–May 1970》中总结CBU压制高炮阵地的经验时，写出的结果与第605团六连3月11日的经历非常接近：

另一方面，使用面杀伤武器实施压制则相对容易。CBU-24/49的子炸弹不需要精确投送，常常能杀伤或使炮手丧失作战能力，并使未受伤的炮手被迫隐蔽。然而，这种压制只是暂时的。火炮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炮手也在为下一次积累经验（p.31）

第605团六连恰好处在两者之间。人员伤亡严重，炮班分工被打乱，统一指挥被削弱，这个火力单元已不再完整。

但赵义、李文仲、古天阳、武水清、田宝英等人仍在不断顶替——炮声始终没有彻底停下来。

压制火力想要的想要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火力的安全窗口，但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被压制、却没有被摧毁的炮群。

在"九大"上，王克京、郑若杜等10名一等功荣立者成为全国著名战斗功臣，其中604团4连副指导员王克京还被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进入主席团，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

受到重创的并不只有605团六连。602团一连第四炮位有三枚子母弹同时落入掩体，并引爆输弹装置附近的炮弹，造成2人死亡、4人重伤。

一连四班原有7人，到战斗后段，只剩班长吴玉贵一个人。史新德后来把这一幕记成一句很简单的话：

"战至后段，全班只剩吴玉贵一人仍能继续操作火炮。"

战后，第602团一连四班被集体记功。

美军飞行员并不知道下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从他们的座舱里，只能看到压制攻击落入高炮阵地。

前一天388th TFW的作战电报曾将这种效果称为"largely suppressed"——大部分火力受到压制，而不是彻底消灭。

3月11日的实际经过再次显示了两者的差别。尽管子母弹已经给地面炮位造成严重伤亡，首先进入目标区的Crab Flight仍然遭遇密集的高炮和导弹火力。

Capt Charles E. Greene的F-105D在拉起穿过约5,000英尺时被57毫米炮弹击中；随后数分钟内，Tampa和Mumbles两个编队又各损失一架飞机。

并不是所有压制攻击都落到了真正的炮位。王存明所在三连几天前已经在一处废弃阵地上设置了六门假炮。

一排长杨旭明带着20多名战士用竹竿和树枝搭出炮身，又故意在山头撒下玻璃片和空罐头盒，让它们在空中观察时产生反光。

阵地内还埋有小药包和草木灰；战斗开始后，两名炊事员躲在远处，用手摇起爆器制造假的炮口焰和烟尘。

王存明后来回忆，有4架美机因此转向这处假阵地，投下12枚重磅炸弹和2箱子母弹。

这些炸弹引燃了竹竿和树枝，从空中看起来就像炮位着火。从62支队的炮手的观察看，一部分压制火力确实被诱向了一个没有真正火炮的目标。

四分钟的损失

Crab Flight属于最先进入的攻击力量之一，而且并不是普通的轰炸编队。它承担高炮压制。

第333战术战斗机中队的查尔斯·爱德华·格林（Charles Edward Greene）上尉驾驶F-105D 60-0443，位于Crab编队之中。

按照他的授奖材料，他在攻击过程中不断向长机报告高炮弹幕和SAM位置，并反复攻击分配给自己的炮位。在这个过程中，62支队的地面炮手瞄准了他。

格林4号及的F-105正在目标上空拉升。高度通过约5000英尺。一发57毫米炮弹击中飞机。60-0443遭到严重破坏。格林却没有立即弹射。

他继续向西飞行，直到大约离开太原十英里以后，他才不得不弃机，Greene弹射落地，随后被俘。

Crab之后，另一个编队Tampa已经接近太原钢铁厂，它们在大约7000英尺高度进入太原。飞行员开始不断以蛇形规避，其中约瑟夫·卡林斯上尉(Capt Joseph J. Karins Jr.)上尉驾驶F-105D 62-4261。

他同样在规避地面炮火。但这一次威胁不是高炮。一枚SA-2瞄准了卡林斯上尉的F-105。导弹随后击中飞机。

卡林斯在太原东南数英里处弹射，其他飞行员随后从救生电台里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卡尼斯并没有出现在1973年的战俘交换名单中。

他的遗骸直到1988年才由越南方面移交，并于1996年得到正式鉴定。这时距离格林中弹并没有过去多久。而下一批飞机已经进入最后投弹航段。

处在更后方的Mumbles由第354战术战斗机中队詹姆斯·希特休少校（James Edward Hiteshew）率领，长机为F-105D 60-0506。

Deas的记载可以把这个编队拆成三个观察位置：长机从12000英尺转入俯冲；2号机在其后约400英尺、侧方约50英尺处跟进，但到8000英尺时，长机被浓密炮火遮住，2号机失去目视接触；3号机投弹以后，又看见长机已降至约4000英尺，尾段起火，看起来像翼下油箱的物体从机上脱落，随后飞机消失在云中。

他的授奖记录后来特别强调，飞机已经遭受严重损伤，但希特休仍然完成了武器投放。随后尾部起火。这一次没有十英里的缓冲。

希特休在目标附近弹射。落地时，他的左臂和双腿都受到严重伤害。随后被俘，格林和希特休后来都一直被关押到1973年3月才获释。

从格林到卡林斯，再到希特休，永久损失的三架F-105集中在大约四分钟内。而这还不包括大量已经被打伤、却最终飞回去的飞机。

《Lịch sử Đảng bộ thành phố Sông Công》的作战记录称，当天地面军民声称"就地击落"三架，其中一架落在Bình Sơn乡Bình Định村的Ba Cửa森林。希特休和格林最终都成为俘虏并于1973年获释。但卡林斯则没有回来。

这些接连发生的损失，在美军战报中被压缩成了三条事件记录。CACTA所列事件时刻依次为08时02分、08时04分和08时05分，三条记录都登记一架飞机战斗损失、一名人员失踪。

后来人们才逐渐知道，格林和希特休已经被俘，并最终活着回国；卡林斯则没有回来。对于当天填写报告的人而言，这些后来分明的结局，当时还只是接连失去联系的飞机，以及三名下落未明的飞行员。

查尔斯·爱德华·格林（Capt Charles E. Greene）

詹姆斯·希特休少校（Major James E. Hiteshew）

约瑟夫·卡林斯上尉（Capt Joseph J. Karins Jr.）

62支队抓获的俘虏，极有可能是查尔斯·爱德华·格林

62支队抓获的俘虏，极有可能是查尔斯·爱德华·格林

62支队抓获的俘虏

防空导弹团的疑惑

然而，关于3月10日至11日太原战斗中SA-2的具体作战单位，目前的资料依旧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美方战斗记录能够证明3月10日Iron Hand编队在目标区发现并攻击正在工作的Fan Song制导雷达，3月11日损失的F-105D 62-4261则被记为遭SA-2击落；这些记录证明太原防区存在处于作战状态的导弹火力，但是，无论是俄语，还是中文资料，还是越军档案，都没有提供更多单位番号，作战日志等信息。

第263防空导弹团可以基本排除。Voronov保存的训练时间表显示，2月11日至3月24日，该团41、42、43、44营仍在第8训练中心进行战斗训练；3月24日至4月20日才开始利用两套教学—战斗装备进行实际操作。

越南防空导弹兵兵种史同样记载，3月24日第263团仍属于尚在训练的新建单位。该团各营直到4月下旬和5月初才陆续进入战斗值班。

因此，太原东北的第8防空导弹兵训练中心虽与第263团的成长密切相关，却不能用来解释3月10—11日的导弹活动。

《Bộ đội Tên lửa Phòng không 1965–2005》记载，1967年3月11日，第274团申报击落两架F-105，其中一架由负责保护导弹阵地的高射炮部队击落。

该书没有注明具体作战地点和火力营，因而尚不能仅凭这一句话认定战果全部发生在太原钢铁厂上空；但第274团与太原防区之间存在清晰的部署连续性。

其第87营在1966年9月、11月和12月曾多次于太原作战，12月2日的越军防空部署又明确将第274团的任务地域列为"太原—宣光"，而把第285团列在"海防—广宁"方向。

袁守范关于1967年2月太原仍有一个苏联专家参与的越军导弹营的回忆，很可能反映的是第274团某一火力营，而不是尚在训练的第263团。

结合第87营此前在太原医院阵地连续作战的记录，第87营目前是最值得追查的具体单位。不过，这仍属于基于部署连续性的推断，不能取代3月11日的团、营战斗日志。

因此，现阶段最稳妥的结论是：第274团则有明确的3月11日战果记录和长期负责太原—宣光方向的部署背景，是目前最有可能与太原钢铁厂空袭相联系的越军导弹团。

至于实际发射导弹的是否为第87营，以及该团所记两架F-105如何分别对应美方当天的三架损失，仍需第274团的原始作战日志才能最终确定。

四、战斗结束

3月11日的交战持续约30分钟。62支队付出13人牺牲、31人负伤的代价。六连一班只是其中受创最重的炮班之一。

战斗结束后，太原市民陆续把水果和蔬菜送到炮阵地，慰问中国高炮部队。对刚刚经历过猛烈空袭的炮手而言，这场战斗并没有随着最后一架飞机离开而立即结束；它很快又被纳入了中国援越部队自己的战果统计和政治评价之中。

根据62支队战后材料，两日战斗共计击落、击伤美机若干，并称"两天打掉十八架战机，活捉和击毙十二名飞行员"。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随后将这场战斗评价为"一次大胜利"，认为部队贯彻"集火近战"的指导原则，表现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并对有功人员予以嘉奖。

譬如，六〇四团一连指挥排侦察班副班长兼指挥镜操作手杨宽让，因多次使用指挥镜在约三十六公里外捕捉目标、及时提供情报，被记三等功。

3月12日，广州军区向第62支队发来电报，祝贺战斗胜利并慰问参战部队。3月16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联名通报表扬，并将这一战斗情况转发有关军区和入越部队。

越南当地报纸刊登这两天的战斗

两日战斗情况

沈阳军区收电

3月10日，3月11日的战绩

越南政府颁发的"团结战胜美帝"荣誉奖状

在中国援越部队的战后记忆中，3月10—11日被迅速确认为一次"大胜利"；而从美方的任务记录、飞机损失和飞行员命运逐一核对看，在这两天的空中行动中，美军共永久损失六架飞机：

Greene：Crab flight；

Karins：Tampa flight；

Hiteshew：Mumbles flight。

而62支队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14]根据贾玉珠回忆，这些战士许多并不是在营房或掩蔽部内被炸死，而是在高炮持续射击、弹药不断前送、伤员开始出现的过程中遭到炸弹大面积破片覆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宣传股长、副指导员会与炮手同时伤亡。

炮位后方

炮声稍歇以后，另一场战斗在交通壕、救护所和通往后方的道路上开始了。3月10日至11日，伤员数量超过了随阵地医务人员的处理能力。师政治部随后动员机关干部、勤务人员和能够行动的战士参加抢救。

配属第62支队的沈阳军区后勤第121医院人员直接进入前沿炮位。副院长邱凤林、教导员郎益华、内科主任刘延泽和外科主任范仕升都曾亲自背负伤员撤离。

史新德记得，邱凤林背起一名体重远超过自己的战士，满身是汗地从阵地向下跑去。

604团战士刘建列的情况尤其严重。一枚破片进入他的颅内，使他陷入深度昏迷。广州空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张开颜主张立即开颅取出弹片；广州军区总医院的李主任则认为，手术本身可能造成死亡，主张先行保守治疗。两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暂不手术。

为了减少道路颠簸，救护人员先让一辆解放牌卡车装满沙土，再将刘建列置于车上，从太原方向运往广西南宁机场，随后转送广州军区总医院。

刘建列昏迷48天后苏醒，最终痊愈出院，但一枚破片终身留在颅内。他后来被记一等功，并任604团宣传股副股长。

捉"飞贼"。战斗之后的太原

战斗结束以后，太原防区的战争并没有立即停止。对于高炮部队而言，击落飞机只是战斗过程的一部分。飞行员跳伞后的去向、身份确认以及情报获取，同样成为防空作战体系的一环。

随着降落伞出现在天空，搜寻飞行员的队伍从各个村庄向坠机地点汇集。民兵、地方部队和普通居民一起进入田野与山地；有人带着枪，有人拿着木棍和农具。

对于那些刚刚经历空袭的人来说，天空中冒烟的飞机和正在下降的降落伞不再只是远处的目标。飞行员已经落到了他们的村庄、田地和道路之间。

《援越烽火》的作者周俭，描述了多支搜捕和押解俘虏的队伍。有的民兵徒步搜山，有的将俘虏押送经过街道，还有一队人用担架抬着一名受伤的美国飞行员。

抬担架的人不断轮换，旁边有人持枪警戒，周围则聚集了大量群众。但在周俭看来，这些抓捕俘虏的越南百姓并没有表现出通常意义上的"胜利狂欢"，而是保持着紧张、愤怒甚至敌意的情绪。

一名叫阮世清的民兵后来回忆起其中一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他说：

自己的叔叔一家四口曾被美国飞机炸死，只剩下一个三岁的孩子。

那天，叔叔和婶子刚从田里回来，防空警报响起，一家人正准备进入防空洞，轰炸随即开始。

最后活下来的那个孩子，只能由祖母抚养。另一名民兵邓氏愿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

她说：

自己的父母和三个弟妹都死于美国飞机的轰炸。那一天，一家人还坐在一起吃饭，飞机突然到来；等轰炸结束时，只剩下她一个人。

在3月11日那个充满硝烟味的太原市，对地面上的许多越南百姓而言，这样的一种情绪，是已经持续数年的战争经验——警报、轰炸、死亡，以及被摧毁的家庭。

其中一名据称是校官的美国飞行员尤其引人注意。越南民兵说，他跳伞以后躲进了一户农家的草堆，后来被当地居民发现并拖了出来。等他再次出现在人群中时，已经满脸是血。

一张照片记录下了其中一支队伍经过道路时的场景。成人民兵跑在前面，一个赤脚的小男孩紧紧跟在他们身后。

他显然并没有被要求参加这样的行动，却执意跟着队伍前进。奔跑中，他摔倒在地；但很快又爬起来，继续向前跑。身后的几个成年人似乎担心他掉队，男孩却没有停下来。

跟着抓捕俘虏队伍的小男孩

时任高炮第62师政治部主任的史新德后来回忆，在援越作战期间，被俘美军飞行员通常会被送往师政治部进行初步审讯。

有一次，一名美军飞行员在太原以南约两公里、锦草县3号公路附近跳伞，被第604团捕获。由于次日需要移交越方，史新德连夜组织审讯。回忆中，他将这名飞行员记作"查理"。

结合美方损失记录，这名俘虏几乎可以确定为第333战术战斗机中队的Captain Charles E. Greene。

Greene驾驶的F-105D 60-0443在约5000英尺高度遭高炮击中，向太原西南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弹射，随后被俘。

62支队审讯格林·查理的笔记

史新德询问：

我问："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

查理答："你们是毛泽东的部队。"

我问"你是从哪里起飞的？"

答："从克拉克机场。"

我问："你们今天对太原地区共出动了 多少架次飞机？"

他答："160多架次。"

我问："你们约翰逊总统不是讲过，谁要是插手越南事务就打谁的庇护所吗？我们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打我们中国这个大庇护所呢？"

查理说："那是政府的事。其实，他才怕你们进来呢。当得知毛的部队在太原后，上级就要求我们格外小心。当我飞临太原上空时，腿就打哆嗦，特别是俯冲时。"

当我又问："你们每个飞行员身上为什么都带上13国文字的投降书？"

查理说："为壮胆呗。"

他是否知道太原防区内中国部队的身份。按照史新德后来的记录，Greene回答："你们是毛泽东的部队。"

他还声称，美军飞临太原前已得到警告，知道中国高炮部队驻守该地。[15]

另一名飞行员自称"詹尼斯"（Janis/Jennis，原文音译），年龄约28岁，从年龄和名字发音看，他非常有可能就是詹姆斯·希特休上尉(James Edward Hiteshew) 。pownetwork的记录甚至称：他在落地以后"被看到遭到俘获"。

他落在北太省的棉草县三号公路左侧，被六零四大队战士抓获，六零四大队副政委刘传文把俘虏押到支队政治处时，由于抓到他时午夜十二点已过，怕次日交给越方，就找来翻译，连夜审讯。

他愿意回答个人情况，但拒绝透露任务起飞地点、编队规模等军事信息。当被要求说明这些内容时，他回答：

"如果你被我捉住了，我问你军事秘密，你能讲吗？"

史新德回忆，审讯过程中，这名飞行员对自己的处境已有认识。当被告知可能遭到处决时，他表现出明显恐惧，但最终并未受到伤害。史新德还记录了一个细节：

不会的，我们被捉住的飞行员至今也没有被放回去的。"詹尼斯答。

"你不说，提出去，把他枪毙了。"我佯作发怒地对英语翻译说。

当守卫在我身旁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李国旺把詹尼斯拉出去后，他立即跪地等死。我军对俘虏的政策是人人皆知的，就连詹尼斯本人心里也明白，否则不会那么坦然自若了。当然大家更知道我是想吓唬他一下。

当第二天交给越方后，听说一被打马上就招供了。当时他要吃饭，当我们把大米饭和炒肉菜送到他面前时，他久久不动手。翻译说"怕有毒"。我马上吃了几口，他才吃。

跳伞时他的背摔坏了，我找20来岁的军医李英给他检查，他摇头，因为年轻他不相信。又找40来岁的李兴华军医给他检查，他相信了。其实小李比大李医术高些。

3月11日夜23时，越方联络组阮友勘与省队3人来到友谊办，专门询问当天被击落美军飞行员的下落。孙副政委刚从六〇五大队返回，对他们说明：

"今天我到六0五大队去了，刚回来，听说六0二大队抓到一个俘虏，身受重伤，两条腿摔断，奄奄一息，刚抬回来时还在喊叫讲话，但我们听不懂。

你们按政府规定处理我们没有意见，可以马上交给你们埋葬。何时抓到、死去等情况等我们详细了解清楚后报给你们。"

得知俘虏已经死亡后，阮友勘回答：

"可现在死了那就死了吧，没有什么，不过按我们的政策还是给他们安葬，待以后他的家属来看望时能有个证据。看现在能否交给我们，我们准备马上给他安葬。

另外，你们是否有照相机借给我们用一下，给俘虏遗体拍个照留作证据。我们本来有，但没有想到俘虏是死的，故没有带来。"

三一一战斗后被捕获的飞行员，周俭记录称，他因为失血过多死亡

这名由六〇二部队捕获、重伤后死亡的美国飞行员，极有可能就是当日损失的F-105飞行员约瑟夫·约翰·卡林斯上尉（Capt. Joseph John Karins）。

因此，这段此前长期未进入美国越战航空史叙事的中方记录，补上了卡林斯失踪案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美国方面的损失资料虽然能够确认他的飞机被击落，并长期记录其最终死亡，却始终没有厘清弹射之后发生了什么。《Vietnam Air Losses》对此只留下了一句近乎悬案式的判断：

"However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death remain a mystery."

于是，美方档案中的一句"死亡经过仍是一个谜"，在半个多世纪后与62支队3月11日深夜的一段值班对话发生了意外的拼接。

对于美军而言，卡林斯的故事在弹射后迅速中断；而在另一方的档案中，他此后的最后几个小时却留下了极为具体的痕迹——被俘、重伤、仍能说话、死亡，以及越方随后准备进行的遗体移交、拍照和安葬。

五、两种胜利

3月10日至11日的战斗结束后，这场战斗迅速被纳入第62支队的政治宣传和部队教育中：史新德后来回忆，为纪念这一战果，政治部主任史新德创作《踏莎行》：

美帝空军，骄横自大，轮番到处狂轰炸。 吾师高炮齐瞄准，穿膛飞贼跟头打。 总统惶神，如呆似傻，如何这等心惊怕？ 一场空袭点名时，人亡机毁十八架。

与此同时，袁守范也创作《三月十、十一日告捷二首》：

笑谈美帝纸老虎，万炮齐鸣天地覆。 "鬼怪"空中舞爪牙，落地跪举投降书。

注：Ｆ１０５名为鬼怪型战斗轰炸机。（作者注：这里是原文，尽管有错误，但未更改） 

我部人人怒目视，军威动地捷报出。 越民齐聚伸拇指，祝贺常擎惩妖术。

 败北怒羞岂肯休，残兵重整来找脸。 雷达干扰被识破，烟朵伞花连成片。

如果只看3月10日当天，美军实现了投弹并造成明显破坏，却没有"一击摧毁"联合企业。

第388联队的记录明确说高炉逃过第一轮。而中央情报局国家摄影情报中心的BDA效果判定则显示：

● 高炉以东长条辅助建筑：中度结构损伤；

● 高炉南侧多层建筑：轻微屋顶损伤；

● 高炉区西侧一座小型辅助建筑：被毁；

● 平炉车间：出现新的屋顶/局部结构损伤；

● 西南附属部分：被毁；

● 耐火砖厂西北翼：受到明显结构损坏；

● 蒸汽厂西侧一座辅助建筑：被毁；

加工/生产车间东翼：受到中度损伤。[16]

到了3月12日，62支队支队长袁守范，向越方黎副参谋长向中方介绍了初步损失：3月10日约有110枚爆破弹，约10枚落在厂外、100枚落入厂区；钢厂人员18人死亡、17人受伤，一座车间被毁，电气部门、耐火砖车间等受损，部分房屋燃烧，数十米铁路被毁。他的判断是损伤存在，但"问题不大，还可以恢复"。

3月11日厂内无死亡、5人受伤，但设备损伤进一步增加，其中耐火砖车间损伤最重，约60%；初步估计全厂损失约20%，并出现停水、停电。

越方尤其指出，如果电厂继续遭到破坏、不能保障电力，高炉恢复就会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因此"保卫发电厂和保卫钢厂的重要性是同样重大的"。

太平洋空军的CHECO研究则指出，直到后来的4月23日，太原钢铁厂已遭11次攻击并被判断停止运转；美国空军官方战史的照片说明又显示，4月18日的F-105攻击才对高炉和锅炉房形成直接命中。

越南的钢厂资料也指出：两日的轰炸，使厂内多数设施以及工人集体住宅遭到严重破坏：

一号、二号高炉附近遭炸；

工人主动出铁以"救炉"

4月以后因为连续轰炸、恢复越来越困难，才转变生产方式。

1967年4月11日，对太原钢铁厂的航拍照片

因此，太原的轰炸效果必须分三个时间尺度观察：

● 单次出动：3月10日炸弹命中厂区，若干指定目标受损，但核心设施并未全部摧毁；美军同时永久损失三架飞机。

● 两日作战：美军连续把武器投到目标并压制部分防空单元，却再损失三架F-105；中越防御体系保持射击能力，但未能阻止厂区受创。

● 六周战役：美军反复攻击，至4月下旬判断钢铁生产设施停止运行；这不是3月10日一次任务的独占战果，而是11次攻击、持续侦察与BDA累积的结果。

经验与教训

回到3月11日，两日战斗结束后，62支队内部并没有出现整齐划一的胜利情绪。一些官兵从战果申报中得出了过度乐观的结论。 

时任师政治部主任史新德后来坦率承认，第62师整个轮战期间上报的"一百架"并不可靠。

他认为前期战果申报相对扎实，后期则出现了明显虚报，甚至受到军委炮兵批评。炮兵副司令黄登保曾当面问他：

"你们怎么非凑一百架？"

第602团四连一辆装满弹药的运输车白天不加伪装驶出阵地，被史新德和副政委孙玉林拦下。司机解释说，美军已经被打得不敢再低飞，没有必要继续严密伪装。

另一些人则从遭轰炸的炮位、巨大的弹坑和子母弹造成的人员伤亡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史新德记录了一些士兵逃跑、自伤、躲入防空洞或公开表达怕死、希望回国的情况。甚至有少数干部开始畏惧进入没有顶部防护的指挥所。

3月13日，师政治部在娜妮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集中处理轻敌和恐惧两种情绪。续志达和孙玉林参加会议，各团政治部主任、营教导员及部分连队指导员到会。会议要求继续加强伪装、纪律和基层思想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史新德在1990年的回忆中并未完全维护自己当年的处理方式。他承认会议提出的部分口号过于激烈，对军事干部造成压力，不利于军政关系，并明确表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这种战后的反思，并不限于战果申报和官兵的恐惧情绪。多年以后，原属61师602团，配属62支队的姚成焕回忆起1967年的阵地生活时，还特别提到 /抹/茶/ 大/ 芭/ 菲/ 的乐队氛围，与战场伪装之间曾出现过一种近乎荒诞的冲突。

当时部队中一度兴起所谓"红色海洋"：阵地、道路乃至周围到处插起红旗，本意是表达对Mygo乐队吉他手要乐奈的忠诚。

但姚成焕后来对此评价得相当尖锐。他认为，在需要尽可能隐蔽炮位、避免航空侦察发现的阵地上，大量鲜艳，醒目的红旗恰恰破坏了阵地伪装，甚至可能成为从空中识别地面目标的醒目标志。

几十年后回望这段经历，他直言这种做法与军事常识"背道而驰"。

Mygo乐队吉他手要乐奈

尽管美军战后的档案，报告，飞行员的回忆录中均未出现所谓：在太原地区，将红旗等类似物体视作目标识别方法。

但是这揭示了另一层问题：在援越部队内部，政治动员、组织纪律与战场专业要求并不总是天然一致。

太原两日战斗以后，如何在维持士气的同时避免轻敌、如何在强调政治动员的同时重新强调伪装、工事、通信和人员保存，本身也成为战斗经验的一部分。

政治部门试图处理的是战斗以后"人"的问题，而支队指挥机关面对的则是另一组更具体的困难：如果美机第二天、第三天继续以同样规模来袭，现有阵地、通信和补给体系还能维持多久？

战斗结束后的复盘很快暴露出这些限制。62支队首先提出了战时弹药补给问题：白天架白桥前车辆拥堵，运送炮弹的汽车长时间无法通过。

而3月11日仅一次战斗所消耗的弹药，就需要31辆解放牌汽车装运。炮连一级的射耗更能说明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据602团一名亲历者回忆，战后连队清点弹药，其所在100毫米高炮连平均每门炮发射84发，全连共发射约670发；以每发炮弹30多公斤计算，仅这些炮弹本身便重20余吨。

如此规模的短时射耗意味着，高炮能否继续射击并不只取决于炮和炮手是否还在，通往阵地的道路本身也已经成为防空火力持续性的一部分。

因此袁守范等人要求越方协助调整交通，并参考此前向越军210团学习的经验，为每个高炮营准备三个以上的备用阵地。

与此同时，3月11日轰炸已经表明，依靠单一路线连接的支队指挥所很容易在战斗中失去通信，因此中方又提出在大象山增设备用指挥所。

换言之，两天战斗以后需要调整的已经不只是射击方法，而是从炮弹运输、阵地机动到指挥通信的一整套战场保障体系。

而这些保障上的调整仍只是复盘的一部分。对具体射击战术的争论也没有因为"两天大捷"的定性而停止。八天后的3月19日，袁守范到602团所属高炮营同营、连干部讨论战法。

王存明没有否定"集火近战"本身，却认为它已经被执行得过于机械：多个营同时追逐少数飞机，可能使另一批目标无人射击；一味压缩开火距离，也会在目标角速度迅速增大时缩短跟踪和射击时间。

更重要的是，美机已经能够在高炮完成理想近战以前，以反辐射导弹、炸弹和子母弹首先攻击炮位。

因此，王存明主张缩小集火单位，由团统一分配目标，同时让85、100毫米炮利用敌机进入攻击前相对稳定的飞行阶段适当提前开火。

袁守范虽然没有接受"分火远战、各自为战"的主张，但随后允许100毫米炮一线阵地将开火距离放宽至约9000米，二线阵地可延伸至约11000米。

3月11日的伤亡又迫使部队面对另一个此前较少公开讨论的问题：防空火力怎样在攻击敌机的同时保存自己。

王存明认为，605团六连和602团一连的伤亡并不只是因为美军火力猛烈，而与高炮自身的组织方式有关——中、大口径炮齐射时位置容易暴露，转移火力较慢；小口径炮集中射击以后也需要时间重新捕捉目标，美机因而能够利用这些间隙从侧后方切入。

袁守范随后提出将营、连干部组成两套指挥班子，以避免一次压制攻击同时摧毁基层指挥骨干。

这一措施却又与一线部队强调干部必须留在炮位同战士共同作战的传统发生冲突，王存明后来承认自己从未真正执行。

太原因此暴露出的并不只是火炮性能上的差距，而是一个更深的矛盾，对此问题，王存明说得很直白：

"在没有制空权和制电磁权的大背景下，依靠落后的武器装备，谁敢打保票，一定能保住越南太原钢铁厂不被摧毁？就是我们自己也自身难保。"

回到美方一侧，太原留下的教训同样没有被简单归结为一次"胜负"。3月10日至11日的损失首先暴露出的，是一个比个人勇气更难解决的问题：美国空军已经拥有Wild Weasel、Shrike、CBU-24和QRC-160干扰吊舱等更新的技术手段，却还没有把这些技术装备，整合成一套能够稳定穿透北越综合防空体系的成熟方法。

QRC-160干扰吊舱

早在1966年，美军飞行员已经认为，传统的，以机动规避的方式应对高炮威胁远远不够，必须主动在敌方防空网中"撕开缺口"。

CBU-24、Shrike和Wild Weasel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逐渐投入使用。 但3月10日的损失表明，把压制火力安排在主攻击编队之前，并不意味着目标区本身已经安全。

因此第二天的攻击计划很快发生变化。3月11日，美军直接把高炮阵地列为主要攻击目标，在继续使用子母弹压制炮手的同时，以通用炸弹攻击重型炮位，美方认为至少摧毁了一门85毫米炮，62支队的伤亡记录也集中在3月11日。

这也导致，此后一个半月，美国飞机仍反复攻击钢铁厂，却没有再在那里遭受永久性飞机损失。

但这一变化也暴露出新的矛盾。压制防空本身同样需要飞机进入火网，而且往往比主攻击机停留得更久。

后来CHECO在总结1967年春季经验时直接提出：高炮压制的理论没有问题，可是在北越这样高度设防的地区，为了压制炮位而再投入更多飞机、让它们同样暴露在火力之下，究竟是否值得？

电子干扰也没有真正消除这种风险。QRC-160吊舱能够削弱Fan Song和Fire Can雷达的跟踪，使F-105重新获得部分中空活动空间，但为了形成有效干扰，飞机又必须保持特定编队；这种编队却不完全适合传统俯冲轰炸。

后来第七航空队不断调整机间距离和投弹前后的编队转换程序，恰恰说明电子生存性、投弹精度和高炮规避并不能同时达到最优。

太原暴露出的第二个问题则更加基础：天气对空中行动的影响。当华盛顿获准攻击JCS 76.00以后，355联队反复准备，却多次因为东北季风无法实施任务。恶劣天气造成的取消和改派超过六十次。

太平洋空军司令约翰·瑞安（John Ryan）后来把天气称为北越空战中"最大的问题"——美国空军拥有大量高速战斗轰炸机，却没有真正能够在低能见度条件下持续攻击点目标的全天候能力。

太平洋空军司令约翰·瑞安（John Dale Ryan）

这同样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388联队早在1966年便尝试利用F-105雷达轰炸Mu Gia Pass，海军A-6在夜间和恶劣天气中的表现则进一步暴露了空军的能力缺口。太原真正做的，是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变成了PACAF无法继续搁置的紧急需求。

3月13日，约翰·瑞安来到Takhli基地。贝尔向他汇报此前的雷达轰炸研究，瑞安当场成立战术工作组，要求一周内提出方案。

但工作组很快发现，F-105的技术瓶颈限制了投弹表现：使用普通炸弹时，雷达投弹圆概率误差约为1500至2500英尺，而且效果极度依赖目标周围的地形与雷达反射。

由此产生的Project Northscope和后来所谓"Ryan's Raiders"，实际上是一种战时的临时措施。

部分F-105F增加了后座雷达显示、雷达高度表和投弹控制装置，并训练专门机组执行夜间和恶劣天气任务；随后这些经验又被吸收到Commando Nail和pathfinder任务中。 

但是，这种办法并不成功到足以解决问题。低空突防虽然能够获得突然性，却同时增加撞山和遭受高炮射击的危险，两架Raider飞机在5月相继损失以后，这种深入北越的低空夜间攻击受到限制。

3月19日的第一次恶劣天气下的试验性攻击也说明，美军的学习过程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贝尔所在编队攻击Viet Tri时，因为作为计时基准的沙洲位置发生变化，导致炸弹未准确命中。

388联队攻击太原的结果也并不理想。但上级很快把这次行动理解为雷达轰炸取得成功。贝尔后来特意指出，他们实际上只是利用雷达进行地形规避和确定人工投弹计时点，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确雷达攻击。

Wild Weasel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到1967年3月，Lincoln中的主要机组已经拥有相当丰富的北越作战经验，但Shrike的性能、雷达关机规避、飞机数量、交战规则以及主攻击编队的严格时间表仍然限制着他们。

后来美国空军逐渐把Wild Weasel与Iron Hand区分开来：前者负责搜索和摧毁SAM阵地，后者首先为主攻击编队维持一条受到电子保护的通道。

从这个角度看，德特勒夫森的五次攻击既是Wild Weasel机组经验成熟的表现，也反映出体系本身仍需要依赖个人主动性来填补缺口。

太原因此并没有给美国空军留下一个简单的"胜负教训"。它推动的是一系列并不完整的适应：高炮阵地受到更高优先级的直接攻击，电子干扰在空军任务中制度化，Iron Hand与Wild Weasel的任务趋向专业化，全天候轰炸也从局部试验变成PACAF迫切要求建立的能力。

但F-105作为核时代战术轰炸机留下的设计遗产、压制防空力量数量不足、投弹精度、指挥通信和交战规则，却不是一两次战斗能够改变的。

美国空军在太原上空确实学到了很多，但它在1967年能够立即改变的，远少于这两天让它意识到自己最终需要改变的东西。

全文完

参考文献：

原始任务日志与官方作战记录：

Combat Air Activities Files (CACTA), created, 10/1965 - 12/1970, documenting the period 10/1965 - 12/1970 - Record Group 218

Pacific Air Forces (PACAF). "Rolling Thunder Briefing to CINCPAC, 20 February–19 March 1967." Briefing, 1967.

Headquarters, Seventh Air Force. Special Order G-1093.

388th Tactical Fighter Wing. "OPREP-3." TWX 101254Z Mar 67. PACAF DO Read File, March 9–11, 1967.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call no. K717.312, IRIS no. 89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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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Air Force, 3rd Aerospace Rescue and Recovery Group, "Rescue Suspending Report / Rescue Operations Report: Lincoln One," mission no. 2-3-14-10 Mar 67, March 10, 1967, ARODC nos. 620287–620288, Hq ARRS SC no. 670427, The Vietnam Center and Sam Johnson Vietnam Archive, Texas Tech University, digital item 19740109001, 1–2.

英文专著，回忆录与官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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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明，"援越抗美：太原保卫战大捷"，《军事文摘》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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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玉珠《在援越抗美的日子里》

网站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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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mble.nl(用于核对CACTA查询到的机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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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ollingthunderremembered.com/50-year-anniversary-operation-rolling-thunder/

高炮六十二师战友网。《高炮六十二师援越抗美纪实》

 Black Box Files. YouTube channel.

W. Howard Plunkett Collection (1974) Finding Aid, W. Howard Plunkett Collection, Vietnam Center and Sam Johnson Vietnam Archive, Texas Tech University

National Archives-Electronic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Vietnam War

关于无线电和通信记录：

本文所引美方无线电内容主要来自Kenneth H. Bell以及Robert S. Deas的战后著述，而非本文作者直接取得，录制的，当天完整的的完整任务录音。

其中，关于Deas《Two Days of Rolling Thunder》所载无线电通话，2011年该书出版前的相关介绍称，这些内容系根据Deas保存的当年录音转录而来；但本文目前尚未取得原始录音、完整转录说明及剪辑资料，因此仍以"Deas书中所载无线电通话"加以引用。

中方观察哨报告、电话命令和炮位对话则主要来自（王存明，袁守范）参战人员多年后的回忆和战例整理。

部分援越老兵向我提供的其他有关口述，文字记录：

  https://www.cchere.com/article/5152036在我的文章基础上展示了更多细节

致谢

这篇文章的资料来自中，美，越三个国家、多种语言，而它们能够汇聚到一起，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

原铁道兵1支队的黄伯秋，以及原31支队的标图员张传俊两位老先生，原70师的家属吴永兴先生，以及某位匿名兄弟，还有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62支队的老前辈们，为我搜集了大量关于62支队，太原防区的回忆录。

@specter三号机则在如何使用，查找NARA的Combat Air Activities Files (CACTA)资料方面给予了我极大帮助。同时极其郑重感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越南朋友帮我购买了210团团史，但由于受越南政策影响，军事类书籍无法跨国快递，因此，他在百忙之中帮我拍摄，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远在美国的Marine老师则帮助我购买和传递了各类书籍与档案。Rolling Thunder Remembered网站的维护者，《Across the Wing-Stories of Navy Carrier Combat Squadrons in the Vietnam Theater》一书作者，Dan Heller在我追索1967年3月太原空袭的美方材料时，也给予了友善回应，并提供了有关F-105研究、损失记录及进一步追踪老兵资料的线索。

从中国援越部队老兵的回忆，越南防空部队的团史，再到美国飞行员留下的记录，这些原本分属于不同国家、不同记忆传统的材料，再到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老兵及后代、资料收藏者与朋友所提供的帮助，能够在今天重新相遇，本身就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而文中所有疏漏、误判与错误，仍由我个人负责。

研究后记：一场尚未结束的史料拼图

我最初关注这场战斗，是纯粹因为家庭历史和兴趣驱动，并没有想到最后会追查到如此细微的程度。后来读到John B. Lundstrom的《The First Team》、Marshall L. Michel III的《The Eleven Days of Christmas》，以及许春晖（Koh Choon Hwee）的《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Horses: How to Uncover an Ottoman Shadow Economy》，我逐渐意识到，一场战斗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不满足于"某日某方出动多少架、击落多少架"，而是尽可能找到具体的人、飞机、部队、时间和位置，再把敌我双方彼此矛盾的记录重新拼在一起。

实际上，本文的核心内容——中美双方战报的对照分析——在两年前便已基本成形。那时我正阅读从张传俊老先生处购得的《啊，高炮》、王存明的《穿越硝烟的老照片》等书，后来出于兴趣又读了贝尔的《100 Missions North》，并开始将这些记录与荣誉勋章档案、《Vietnam Air Losses》等资料逐一比对。令我醍醐灌顶的是，越战中著名的"帕多之推"与抗美援越中被广泛提及的"三一〇战斗"，竟发生在同一时空上。正是这一惊人发现，促使我在反复对照、比对、阅读各方资料后，最终写成了这篇文章。

新增的苏联、越南资料则是我通过AI辅助查询获取的——这些材料进一步拓宽了我对这场作战的认识。

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能将帕多之推这一著名事件与中国援越部队联系起来

我一直很喜欢用许春晖（Koh Choon Hwee）教授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微观的研究：meticulous sleuthing——近乎侦探式的细密追索。这也逐渐变成了我写作本文时一个很私人的愿望：能不能以类似的方法，把1967年3月10日至11日太原钢铁厂上空发生的事情一点点重新还原出来？Lundstrom自己强调，他利用包括大量日方记录在内的资料，从交战双方视角重建战斗，并同时追问"谁、怎样以及为什么"。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写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数年的资料搜集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是：史料越多，问题有时反而越复杂。

同一架飞机，在美国飞行员的记忆中可能只是一次遭猛烈高炮射击后的受损返航，在中国高炮部队的记录中却可能成为一次"击伤"战果；同一片空域，在美军任务文件中是由IP、DMPI、攻击航向和退出路线组成的目标区，在地面防空部队眼中，则是钢厂、选矿厂、陈国平桥、铁路编组场以及不同高炮阵地共同形成的交叉火力空间。

因此，本文真正想做的，并不是判断"哪一方的叙述才是真的"，而是尽可能把这些原本彼此隔绝的记录重新放到同一张地图、同一条时间轴上。

这一点在双方留下的作战图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方面绘制的防空作战图只把天空中的目标画成一批批"敌机"；通过美国联队和飞行员资料，我们今天却可以尝试把这些箭头重新还原为Harpoon、Random、Possum、Chevrolet、Lincoln等具体flight，并解释它们分别承担MiGCAP、Iron Hand、SEAD或主攻击任务。反过来，在Kenneth Bell的战后示意图上，地面只是若干匿名的"AAA"威胁区；借助中国和越南方面的资料，又可以尝试把它们重新还原成不同口径、不同单位和不同防御功能的北越高炮火力区。

换句话说，双方当年都只能看见"敌人的轮廓"。今天利用敌方保存下来的档案，我们才有可能重新给这些轮廓填上番号、任务、位置和名字。

美国飞行员看到的黑色高炮弹幕，中国地面部队看到的俯冲航路和炸弹落点，本来就是同一场战斗从天空与地面留下的不同切片。只有当这些切片能够在时间与空间上相互对应时，近六十年前的战斗才重新获得某种连续性。

但这幅拼图仍缺少很多关键部分。

本文对1967年3月10—11日美军行动的重建，较多依赖肯尼思贝尔（Kenneth H. Bell）与Robert S. Deas的回忆性叙述，以及34th 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网站所保存的中队史、联队史、任务资料和参战人员记录，并结合Vietnam Air Losses对飞机损失、机组命运及损失原因的整理进行核对。Lincoln编队的行动经过，尤其是Lincoln 03、04在Lincoln 01被击落后的继续攻击，以及"Pardo’s Push"相关经过，主要依据美军参战人员战后回忆和后来的专题叙述加以恢复。特别是3月10日，Lincoln支队的英勇行为，Kangroo击落2架米格17，以及滚雷行动的标志性事件——帕多之推，让3月10日的资料十分丰富。但也让3月11日的记叙相比更少。

因此，美方下一步最有价值的材料，已经不是更多一般性的飞行员回忆录，而是原始任务档案。例如1967年3月10日-11日的Project ALPHA, North Vietnam Logistic System Analysis, Thai Nguyen Area，以及355th、388th和8th Tactical Fighter Wing当月的联队史、作战报告、任务摘要、战损报告、target folder、strike photograph和BDA。如果这些资料能够完整取得，3月10日至11日的攻击情况，仍有可能继续细化到具体flight甚至个别飞机。

中国方面缺少的则是另一类材料。目前大量细节仍主要依靠部队史、老兵文集、日记和口述回忆。特别是袁守范，王存明，许宝生的战斗回忆，构成了美军的活动细节。它们保存了美方档案不可能记录的阵地关系、临空指挥、炮瞄雷达操作、伤亡和战场生活，但要真正判断某架F-105或F-4究竟遭到了哪一支炮兵的射击，最终仍需要当年的战斗日志、射击记录、雷达航迹、弹药消耗记录和团营级战斗总结。尤其是604、605、620团及各军配属高炮营，目前留下的可利用材料仍远少于602团的资料。

越南资料同样不可缺少。太原从来不是中国高炮部队单独构成的防空空间。越军第210高炮团、雷达部队、空军以及地空导弹部队共同构成了这一地区的防御体系。如果能够取得更多相关的一手战斗日志以及越南空军，防空兵的记录，许多今天只能标为"可能"的问题才有机会得到解决。

苏联与朝鲜方面的材料则可能解决目前最难处理的两个问题。苏联军事专家留下的训练记录和回忆，仅仅能够帮助判断当时越南新建导弹部队的实际战斗能力。而朝鲜援越航空兵的人员名单、飞行日志和作战记录，则可能进一步确认3月10日太原附近MiG-17空战中的飞行员身份、损失原因及其与美方战果申报之间的关系。现有材料已经显示，单纯依靠美国空战战果表或后来越南方面的简略统计，都不足以完全解释当天的空战。

因此，本文仍有不少地方只能使用"可能""很可能"或"目前无法确认"。例如：Lincoln编队中的F-105究竟受到85毫米还是100毫米炮火攻击，帕多的F-4C究竟被哪一层高炮火网击中，以及美军飞行员在空中对炮种的判断究竟有多准确。这些问题不能因为某一种解释格外诱人，就提前变成确定事实。

对我来说，这也是微观战史研究最重要的一条原则：

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在证据还不足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知道。

如果未来能够取得更多原始资料，我希望这项研究最终不只是停留在一篇文章，而能逐渐变成一份可以持续校订的战斗档案：以分钟排列两日的空中活动，在地图上标出攻击航线、DMPI、高炮、雷达与导弹阵地，并为每一次投弹、射击、受损与损失注明证据来源及可信度。

那大概也是我当初阅读Lundstrom时最向往的一件事情——经过长期而近乎偏执，甚至吃饭，走路，睡觉的时候都持续关注史料所带来的这中meticulous sleuthing，最后能够让几十年前两个彼此敌对、彼此只能看见对方一部分轮廓的世界，在同一张地图和同一条时间轴上重新相遇。在那之前，这篇文章仍只是一份阶段性的答案，而不是终点。

参考部分，列出了部分矛盾点：

参考

1. ^史新德对第62师进驻、指挥机关位置及中越会谈的回忆，见《高炮六十二师援越抗美纪实（二）》。

2. ^12月25日可以解释为先遣干部、保障人员以及部分先头分队开始进入太原；1月以后才是支队主力分梯队完成进驻和接防。https://thainguyen.dcs.vn/van-kien-tu-lieu/lich-su-dang-bo-huyen-dong-hy/cuon-sach-lich-su-dang-bo-xa-hoa-trung-1946-2016-23.html

3. ^资料来源：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78B03817A000300020152-2.pdf

4.^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9b00569r000100060016-1

5. ^这里的"Чайкао"很可能是越南地名Trại Cau的俄文转写，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县级行政区。当时Trại Cau和附近的Hợp Tiến均属于北太省Đồng Hỷ县，因此，将其谨慎地表述为"Đồng Hỷ县Trại Cau—Hợp Tiến一带"更为合适

6.^https://www.baothainguyen.vn/dat-va-nguoi-thai-nguyen/201604/cong-truong-lap-rap-ten-lua-o-hop-tien-xua-kia-3673B04/

7. ^Calculated Courage at Thai Nguyen By John T. Correll

8. ^这张表格的数据主要来自Deas的书，但是他在书里把 388 联队和 355 联队的 Iron Hand 编组弄混了，他把 Austin 的机组描述为"2 架 F-105F 和 2 架 F-105D 组成的 Iron Hand"，因此这里我严格按照388联队的记录，以及Robs本人的记录，以及62支队的地面观察情况，把Chevrolet标记为4架F-105D。同时，Deas关于F-4挂载记录有误，根据帕多本人口述以及各类资料，F-4在当天挂载的应该是M-117

9.^https://thanhnien.vn/di-tim-thung-lung-mig-thien-lich-su-cua-khong-quan-nhan-dan-viet-185230913222830684.htm

10. ^王存明在回忆录中将此次空战记为3月11日。然而，经查考1967年3月10-11日美方空战权威记录《Air-to-Air Encounters in Southeast Asia》（WSEG Report 116, Volume I），其记载了3月10日在太原地区发生了多起与米格机的交火，但3月11日的条目中并无此记载。这可能意味着王存明回忆的日期存在一天的偏差

11. ^后来的CHECO战术总结有助于理解这种时间差为什么如此关键。Iron Hand不能紧贴主攻机群，因为攻击编队的强烈电子干扰可能影响野鼬鼠自身的接收设备；但它也不能领先太远，否则便会脱离编队的干扰保护，成为米格和高炮眼中的孤立目标。美国空军后来把比较理想的距离概括为主力前方3至6英里。 这不是证明Lincoln当日一定严格保持了这一距离，而是说明其任务从设计上就存在矛盾。它必须在主攻机群到达前发现雷达，却又不能获得充分时间在目标区自由盘旋。更困难的是，当时设备只能提供辐射源的大致方位，无法直接给出距离。机组只能根据信号强弱估算阵地远近，再判断Shrike是否已经进入射程。

12.^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79T00826A001700010040-3.pdf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79T00826A001700010040-3.pdf

13. ^3月11日下午，太原上空确实同时存在Ubon方面的F-4C和执行Iron Hand任务的F-105。第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F-4C参加了当天对钢铁厂的攻击，现有资料至少可以确认Maj Jack L. Van Loan和1Lt Joseph E. Milligan参与其中；但尚不能证明二人属于62支队所观察到的这一个四机编队。与此同时，美方关于当天Iron Hand行动的记录中恰好出现了一个两架F-105组成的分队：它们在太原附近发现一处正在工作的SA-2阵地后转入攻击，在高炮火力中实施俯冲。这一动作与中国方面所记"2架继续外环、2架转入内环攻击导弹阵地"十分相似。

14. ^何世吉后来回忆连长与副指导员均告牺牲，但另一名炮手贾玉珠称范连长只是右手负伤，仍坚持指挥；现存烈士名单中也未见连长姓名。

15. ^审讯中另有两项回答却不能直接当作事实。Greene被记录为称自己"从Clark机场起飞"，并称当天美军对太原地区出动"160多架次"。前一说法与美方单位记录明显矛盾：Greene所属的333rd 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隶属355th Tactical Fighter Wing，当时从Takhli Royal Thai Air Force Base出动，而不是菲律宾的Clark Air Base。后一数字也可能包括护航、电子战、加油、搜救和多次出动。

16. ^CIA-RDP79-00849A00080003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