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哈维尔 · 米莱

来源｜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编者按

2026 年 1 月 21 日，米莱在达沃斯特别演讲中宣告 " 马基雅维利已死 "，批判政治功利主义制造的虚假两难：效率与正义并非对立，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既高效又正义。本文重温其论证：私有产权、非侵犯原则与企业家创造，是动态效率的伦理根基；阿根廷去监管、降通胀、减贫困的实践表明，伦理指引可兼顾增长与正义。对企业而言，AI 与规模经济正重塑竞争，尤须摒弃 " 先效率、后合规 " 的短视，把产权、契约、诚信与价值创造作为效率前提，在伦理框架内创新，以长期主义赢得动态效率与正当性。

以下是《米莱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特别演讲》全文。

效率与正义的对立，本身就是谬误

2026 年 1 月 21 日米莱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特别演讲

各位下午好。

我站在这里，可以明确宣告：马基雅维利已经死了。

多年以来，公共政策的制定，一直被一个虚假的两难困境误导：人们认为，政策选择只能二选一，要么追求政治效率，要么坚守西方的伦理与道德价值。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在动态效率相关著作中提出，在传统认知里，效率与公平正义无法兼容；但真正的效率，只能建立在尊重私有产权、尊重企业家职能的基础之上。

效率与正义的对立，本身就是谬误。正义之事不会低效，高效之事也不可能不义。从动态分析视角来看，正义与效率，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罗斯巴德把经济效率的动态内涵与伦理边界讲得最为透彻。他认为，我们无法预知现实中所有人的目标、手段与效用偏好，因此必须先建立一套完备的伦理框架，才能实现动态效率。

我完全认同罗斯巴德的观点。即便身为阿根廷总统，我也坚持：公共政策决策，唯有依托西方文明底层的伦理原则，才能作为效率的评判标准。

直白地讲，制定公共政策时，不能为了效率牺牲正义。价值坚守，不仅高于经济效率，更远高于政治功利主义。

一旦抛弃伦理道德，制定出来的政策不仅是非正义的，更会引发经济、社会双重崩塌，最终甚至会葬送整个西方文明。

正因如此，2024 年，我在这个论坛上说，西方正身处危险之中。2025 年的演讲，我向大家展示，各类国际机构推行的议程，本质上是包装精美的社会主义政策，迷惑心怀善意的人们。这类政策，最终只会走向灾难性结局。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托马斯・索厄尔对社会主义的评述：社会主义听起来很诱人，但结局永远糟糕，糟糕到令人恐惧。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验不断制造灾难，委内瑞拉就是鲜活案例：GDP 萎缩 80%，更可怕的是催生血腥的毒品独裁政权，其恐怖势力蔓延整个美洲大陆。

所以今天，面对拥抱新社会主义议程带来的伦理道德滑坡，我们更要重新弘扬自由理念。

过去，我们往往从功利主义角度捍卫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而今天，捍卫这套体系，必须立足于它本身具备的伦理与道德价值。

正如柯兹纳所言：当代社会主义者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拥有更高生产力。他们攻击资本主义的理由，是认定资本主义不正义。所以，仅仅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效率更高远远不够。如果这套体系根基不义，它就不值得被捍卫。

今天，我将证明：自由企业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力更强，它还是唯一正义的制度。

同时我要证明：政治功利主义，和基于价值的政策制定之间，不存在两难取舍。如果二者冲突，就说明政治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不正义的，应当被抛弃。

想要走出当下的黑暗，我们需要重新汲取希腊哲学的智慧，恪守罗马法，回归犹太 - 基督教价值，以此拯救西方世界。

大量人类冲突，根源在于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错位。

自然法，是契合人的本性、普世永恒的法则，放之四海皆准，恒定不变。而实证法，是人根据自身便利制定的法律。实证法若契合自然法，便是正义；即便合法，若违背自然法，也不具备正当性。

由此可以确立两项基本权利：生命权与自由权。人，生而活着、生而自由，有权保有这份自然赋予的属性；也有权要求他人予以尊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是人类共同的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后天取得的权利，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凭借自身付出、馈赠或继承获得。

从自由这项基本权利，衍生出私有产权：人可以凭借劳动成果获取财物，或是接受赠与、继承资产。

产权，依托洛克的原始占有原则：财产不只来自赠与、继承、交易，也来自人的发现与创造。

所有权利的基石，是非侵犯原则：任何人无权对他人实施任何形式的侵犯，不仅包含物理暴力，也包括一切胁迫、强制与武力胁迫之下的强加行为。

依据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的定义，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就是以非侵犯原则为底线，充分尊重他人人生选择，捍卫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对应的制度，就是私有产权、无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自由进出的竞争、劳动分工与社会协作。

这套社会秩序，是否合乎正义？

我们可以援引乌尔比安，他的基本论断是罗马法的根基，也是西方文明支柱之一：正义，是持续且恒久地，使每个人各得其所。乌尔比安还补充，法律的原则是：诚实生活，不伤害他人，各得其所。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套正义的体系。

这套制度框架已经被证明合乎正义，现在，我们再论证它的高效。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 " 看不见的手 "：个体追逐自身利益，最终推动社会福利最大化。

新古典学派依托帕累托最优，推导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完全竞争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

但这套理论构建在复杂数学模型之上，为 " 纠正市场失灵 " 打开国家干预的口子。而在我看来，市场失灵根本不存在。

汉斯 - 赫尔曼・霍普以产权理论、洛克原始占有原则、非侵犯原则完成论证，这套框架不仅可以实现最优，更完全排除国家干预空间。

霍普提出：任何偏离这套规则的行为，本质上是产权与收入的强制再分配，从生产者、交易方转移到非生产者、非交易方。其结果是资源原始占有变少、新品生产减少、既有资产维护不足、互利交易萎缩，全社会生活水平下降。同时，只有资产第一使用者获得产权，而非最后使用者，才能持续激励生产。

保护财产的实体完整性，而非单纯保护财产价值，会激励所有者持续创造价值，主动应对资产贬值。一旦违背这套规则，全社会生产意愿会持续下降。

这套理论立足于私有产权，不需要复杂的优化假设，不会为政府干预寻找借口。同时规避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谬误：该定理假设生产与分配相互独立，仿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选择不会改变最终结果，这与现实完全相悖。

我们已经证明，依托自然权利、洛克占有原则与非侵犯原则，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在静态层面兼具正义与效率。下面我们证明，动态层面亦是如此。

早在公元前 380 年，色诺芬就提出，经济学是帮助人增加财富的学问，私有产权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

色诺芬从两个维度定义效率。静态视角，效率是管好现有资源、杜绝浪费，私有产权有天然优势，正如一句老话：主人的眼睛，最能养好牲畜。

动态视角，效率是创造更多财富，依靠企业家创造力、贸易与投机，扩大商品总量。

动态效率理论，对经济增长研究至关重要。静态模型只关注偏好、技术、资源禀赋这些深层参数；而动态体系里，技术、资源禀赋会随着企业家创造持续改变。

私有产权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根基。从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霍普到德索托，奥地利学派论证了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不可行，推翻穆勒关于生产与分配相互独立的错误观点。这套错误理论催生社会主义，造成 1.5 亿人丧生，幸存者长期深陷贫困。

经济进步来自四大动力。

第一，劳动分工，亚当・斯密的扣针工厂案例已经说明，分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市场规模决定分工上限，而分工又反过来扩大市场。但这套良性循环不是无限的，最终受制于初始资源总量。

第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层面，储蓄和投资的互动至关重要，资本市场、金融体系承担资金中介功能。人力资本，不只是教育，还包括自幼年开始认知能力培养，营养、健康，这些都是教育和就业的基础。

第三，技术进步：用同等资源生产更多产品，或是用更少资源产出同等产品。

第四，企业家职能。德索托教授认为，这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驱动力。前面三点固然重要，但没有企业家，生产无从谈起，人类生活水平会极端低下。

企业家职能，重点不在于短期效率，而在于提升产品与服务品质，推高全社会生活水平，最大限度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

动态效率，就是经济体孕育企业家创造力、促成市场协调的能力。

企业家的核心特质，是捕捉环境中的盈利机会，并付诸行动。不断发现、创造新目标与新手段，自发协调，修复市场失衡。

德索托这套动态效率理论，融合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与诺斯的适应性效率。

企业家的成长环境，也就是制度，至关重要。诺斯与德索托都认为，制度核心作用之一，是降低不确定性。诺斯将制度定义为人为设计、反复约束社会交往的规则；德索托认为，制度从社会互动中自发演化而生，不是人为设计，以此降低市场不确定性。

罗伊・科达托提出，优良制度应当鼓励企业家的发现与市场协调。对应的经济政策，就是识别并清除阻碍企业家活动、阻碍自愿交易的一切人为壁垒。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伦理因此至关重要。拥有稳固道德伦理、支撑这套制度的社会，动态效率更高，也更加繁荣。

社会伦理的根本命题，就是如何促成企业家的协作与创造。

将人视为创造性、协调主体，可以推出一条公理：每个人都有权占有自身企业家创造与发现的成果。

企业家创造、发现的成果归私人所有，这是自然法原则。创造者不能占有自己的成果，发现机会的动力就会消失。这条伦理准则，就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伦理基石。

综上，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既是正义的，也是高效的，最能推动经济增长。

基于动态效率框架，公共政策不必在效率和伦理价值之间取舍。我们可以看阿根廷的实践案例。

执政以来，我们取得巨大成果：消除占 GDP15% 的财政赤字，通胀从 300% 降至 30%，国家风险指数下降 2500 个基点，经济重回增长，贫困率从 57% 下降至 27%。依托伦理价值制定政策，我想着重介绍我们的去监管部，在国内，我们称之为 " 规模报酬部 "。

设立这个部门的灵感，来自公元初年至今的人均 GDP " 曲棍球棒曲线 "。1800 年前，全球人均 GDP 几乎停滞；此后增长 15 倍，人口同时增长十倍。极端贫困率从 95% 下降到 10%。

这一奇迹，来自规模报酬递增，往往伴随市场集中，这就引出帕累托效率与正义的政策矛盾。

帕累托分析认为，规模报酬递增会带来生产集非凸，不存在利润最大值，商品供给、进口需求都无法达到最优。于是有人主张监管大企业，强行模拟完全竞争市场。本质就是扼杀规模报酬递增，进而扼杀经济增长。

放眼全球，监管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比皆是。

从价值视角看，如果市场优势来自发现、自愿交易，没有违背非侵犯原则，政府就没有理由干预。干预本身就是侵犯产权，惩罚利润，压低经济潜在增速。管制具备暴力属性，动态无效，因此非正义。

2023 年上台之后，在费德里科・斯图尔岑内格的推动下，我们完成 13500 项结构性改革，阿根廷经济动态效率持续提升，重回增长之路。也就是，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帕累托最优理论本身就值得质疑，很多人以此为由，监管市场集中，强行套入完全竞争模型。但正如刚才所说，这会扼杀规模收益，附带伤害经济增长。

用这套逻辑，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人工智能。AI，可以看作 21 世纪版本的亚当斯密扣针工厂，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催化剂，推动增长、提升民生福祉。

各国对待 AI，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不要再为难这些创造新世界的人。

直白地说：政客最该做的事，停止为难那些创造美好世界的人。

大众对于 AI 反乌托邦的恐惧，毫无依据。答案在亚当斯密那里：规模递增的上限，由市场规模决定。同时，AI 项目落地需要实体资源、资金，扩张会受到初始资源约束。

最后，展望未来，人力资本至关重要。阿根廷在桑德拉・佩托韦洛部长推动下，针对弱势群体，不再直接送鱼，而是教民众捕鱼，更进一步，鼓励他们创办自己的渔业公司。

很多人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侵蚀道德。恰恰相反，" 看不见的手 " 带来的经济进步，源自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现代文明，源自麦克洛斯基所说的资产阶级美德。

德索托完善动态效率理论，并落地阿根廷改革，让我们确信，效率与正义的两难是伪命题。市场不仅生产力更强，本身就是正义的。

公共政策，应当以伦理为指引，而不是经济或政治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最终只会催生非正义、民粹主义，让国家陷入贫困。

我重申开篇那句话：马基雅维利已经死了，是埋葬他的时候了。

道德与自由市场深度绑定，市场，让人成为更好的人。

依托动态高效的市场，我们可以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保护私有产权、维持和平、达成社会和谐，巩固繁荣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美德。

最后，我分享一段《托拉》经文。本周的篇章《波阿》，讲述摩西对抗法老 —— 国家强权的象征。摩西警告法老，如果释放希伯来奴隶，埃及将迎来三大灾。

法老拒绝，蝗灾降临，代表饥荒；而后是黑暗之灾，意味着决策失去清明；最后是长子之死，象征拒绝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命运。

这一类比，放到当下的西方世界再清晰不过。

不知从何时起，西方背离自由理念。2024 年，我就在这个会场说，西方正在危险之中，因为它接纳越来越多包装成觉醒主义的社会主义。

2025 年，我讲过左翼植入人类思想的精神寄生虫。

而 2026 年，我带来好消息：世界正在觉醒。

美洲大陆，自由思想重新复苏，就是最好的证明。

美洲，将成为一束光，重新点亮整个西方，回馈希腊哲学、罗马法、犹太基督教价值构筑的文明根基。

更好的未来就在前方，但前提是回归西方本源，回归自由的理念。

愿上帝保佑西方，愿上天之力与诸位同在。自由万岁！

非常感谢。

  ——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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