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富士电视台客座解说委员平井文夫在富士新闻网发表署名文章，核心主张只有一条：既然联合国始终拒绝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 " 敌国条款 "，日本就应当认真考虑退出联合国。平井文夫给高市早苗的建议也很具体：拿每年 367 亿日元的会费当筹码，效仿美国 " 退群断供 "，甚至拉上德国、意大利联动施压。

这个建议本身并不新鲜。真正值得分析的是，它为什么会在此时出现，以及它指向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 敌国条款 " 不是一块可以拔掉的牌子

要理解日媒这次放话的实质，首先得搞清楚 " 敌国条款 " 在国际法体系中的位置。

所谓 " 敌国条款 "，由《联合国宪章》第 53 条、第 77 条和第 107 条共同构成。第 107 条规定，二战期间同盟国对敌国的军事行动与战后处置的合法性被 " 永久锁定 "。第 53 条则规定，如果战败国重新走上侵略道路，区域组织经关系政府请求即可对其使用武力，无需安理会另行授权。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宪章条款，而是整个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一个法律定位。它不因日本的经济体量、会费贡献或外交公关而改变。

修改门槛同样明确。根据《宪章》第 108 条，修改宪章须经联大三分之二会员国表决通过，并经包括五常在内的全体当事国批准。五常中只要有一国不批准，修正案即无法生效。中俄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在程序层面就足以让删条动议归零。

高市早苗 2026 年 9 月在联大发表首次演讲时呼吁 " 尽快删除敌国条款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场行使答辩权表示坚决反对。俄罗斯方面同样没有给日方留空间。

1933 年的剧本与今天的区别

日媒把 " 退群 " 说出口的那一刻，等于自己翻开了 1933 年的历史档案。

1933 年 2 月 24 日，国际联盟总会在讨论日本侵华问题时，以 42 票赞成、1 票反对、1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报告案。投下唯一反对票的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当场宣布退出国联，走出会议厅时留下一句 " 撒由那拉 "。同年 3 月 27 日，日本政府正式向国联秘书长递交退约通告。

当时的日本给出的理由与今天如出一辙：国联不理解日本的 " 特殊处境 "，不接受日本的主张。松冈洋右回国后在演讲中宣称，日本退出的是国联，但没有退出世界。

后面的历史走向已经不需要展开。退出国联之后，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再无国际机制约束，1937 年全面侵华，1941 年偷袭珍珠港，最终在 1945 年迎来无条件投降。

今天的情况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1933 年的日本退出国联时，国际联盟本身缺乏强制力，退出的成本主要是外交孤立。而联合国与国联不同，它是当今国际法体系的核心载体。日本如果退出联合国，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开会和发言的场所，而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维和行动参与资格、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接入，以及所有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的条约权利和义务。

更实际的损失在经济层面。日本在联合国系统中的职员数量与它的会费排名严重脱节—— 2025 年日本在相关国际机构工作的职员仅 1140 人，按国家排名列第 32 位，在 G7 中垫底。一个缴纳全球第三多会费的国家，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实际影响力远低于账面数字。退出联合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只会让日本连已经不多的制度性存在也一并放弃。

停缴会费的法律后果

平井文夫文章中最具操作性的建议是 " 拿会费当筹码 "。这需要看清日本在联合国会费体系中的实际位置。

日本目前承担联合国常规预算的约 6.9%，分摊比例全球第三，仅次于中美，年缴约 367 亿日元（约合 2.22 亿美元）。这个比例相比日本经济高峰时期已经大幅下降——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分摊比例一度接近 20%。

《联合国宪章》第 19 条规定，会员国拖欠会费数额达到或超过前两年应缴总额时，联大投票权自动丧失。日本如果以停缴会费作为施压工具，只需要跨过这个门槛，就会在联大失去投票权。对于一个长期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在多个国际机构中争取话语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步不可逆的操作。

而且，停缴会费并不能改变 " 敌国条款 " 的存在。条款的效力来自《宪章》本身，不因某一会员国的缴费状况而浮动。日本以会费为杠杆试图撬动宪章修改，杠杆本身就不足以承受这个重量。

日本国内的反应

日媒这篇文章发出后，最先表达强烈反对的不是中俄，而是日本国内的民众和舆论。

日本网络论坛上出现大量批评声音。有人指出 " 上次退出国际组织换来的是两颗原子弹，这次还想再来一次吗 "。知名网络评论人ひろゆき公开质疑富士电视台评论委员的论调，称 " 这是在重复过去的愚行吗 "。日本经济界和学界普遍反对 " 退联 "，认为此举将使日本陷入国际孤立，损害对外贸易与投资环境。自民党内部也有声音担忧此类言论影响日本与其他成员国的外交关系。

这种反应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日本右翼媒体试图营造的 " 国际社会处处为难日本 " 的受害者叙事，在国内并没有形成预期的共鸣。1945 年的记忆在日本社会中的分量，远重于右翼政客愿意承认的程度。

退群威胁的真实功能

如果退出联合国在法理上不可行、在经济上不划算、在国内也不受欢迎，那么平井文夫这篇文章的真实功能是什么？

它服务于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对内：通过制造 " 国际组织不公正对待日本 " 的舆论氛围，为高市政府的扩军议程提供情绪基础。2026 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已逼近 GDP 的 2%，集体自卫权解禁、远程导弹部署、武器出口松绑等动作都在推进。一个 " 外部环境恶劣、国际机制不可靠 " 的叙事，是这些政策最好的舆论掩护。

第二个目标是对外：以 " 退出 " 作为谈判姿态，试图在中俄面前制造一种 " 如果你们不妥协，日本就会做出更激进选择 " 的预期。但这个逻辑有一个前提性问题：中俄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不需要日本留在联合国来维持。日本退出与否，都不会改变五常否决权在宪章修改程序中的决定性作用。

平井文夫在文章中承认，" 因为中俄会投反对票 "，删除敌国条款在法理层面是死路。一个明知走不通的方案，之所以还要提出来，目的不在于方案本身，而在于方案被提出这个动作所能引发的讨论和情绪。

一条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路

日本右翼在核问题上的试探与在联合国框架内的 " 退群 " 叫嚣，在时间线上高度重合。2025 年 11 月高市拒绝保证沿用 " 无核三原则 "，2026 年 9 月小泉进次郎公开讨论核潜艇，同月高市在联大呼吁删除敌国条款，月底日媒放出 " 退出联合国 " 的风声。这些动作共享同一个底层逻辑：通过制造一个接一个的争议性话题，逐步松动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制度性约束。

但 " 敌国条款 " 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日本通过外交公关、经济施压或舆论造势可以绕开的一个门槛。第 107 条确认的是二战同盟国对日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基础，第 53 条赋予的是无需安理会授权的行动能力。这两个条款的存在，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法律确认，而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外交议题。

松冈洋右 1933 年走出国联会议厅时，大概也没有想到这条路的终点是广岛和长崎。93 年后的日本，如果连这个教训都不愿意面对，那么 " 敌国条款 " 被保留在《宪章》中的理由，反而更加充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