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50 岁的外卖员邢斌在送餐路上遭遇车祸，遵医嘱他需要休养两周，但他和外卖站站长提出请求时，站长拒绝后将他踢出工作群，并扣除大半工资。

邢斌按流程拨打 12345 热线电话，到当地人社局提交材料，咨询律师，希望认定自己与平台的劳动关系，依法赔付工伤保险，补发被扣除的工资。这些诉求最终都没有得到回应。今年 7 月，邢斌回到自己原来的身份——山东临沂大学一名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的老师，公开讲述过去一年多的维权经历。

这并非邢斌的第一次体验，早在 2022 年底，他就曾注册成为一名众包骑手。除了家人和一位好友，没人知道他去送了一个月的外卖。直到 2023 年 8 月，因为一篇分享文章《2022 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他意外走红了。为了更深入研究骑手群体的生活状态，他在 2024 年年底再次注册成为专职骑手。

" 我的本意是一种自我教育。" 邢斌说，这源于一种恐惧感和羞耻感。他自幼家境不错，二十多年前就进入大学当老师，有了 " 铁饭碗 "，生活称得上优渥。待在罩子里太久，当听到亲戚向他描述底层生活的困境，他坦诚无法想象那种苦难，"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但是我每学期第一节课都在讲鲁迅。"

他试图撬开一点自己的保护罩。以下是邢斌的讲述：

最开始体验是觉得我离真实的生活太远了，我长期待在象牙塔，做这件事的本意是自我教育，无心于调查。2023 年（我）被报道之后，中国总工会、市场监管总局来过临沂几次，讨论外卖员的权益保障问题，我发现要把这些细节说清楚，需要长期跟踪。后来又注册了个账号。

（2025 年）3 月 2 号出车祸那天，天气预报说雨会下得很大，我妻子就劝我不要再去送外卖了。我坚决要去。在恶劣的天气里，一些兼职的众包（骑手）可以选择下线，但受到强约束的站点的专送骑手是不允许退出的，必须跑。我采集到了一些信息，心里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接受这种生存的方式？

有的报道里面讲躬身入局，知识分子可以入场，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无法真正进入劳动者的生活。我是来做调查研究的，我可以随时退出，是有退路的。但对他们来说，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手停口停，你不干没法生活，他没有其他退路了。

我和真实骑手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无法真正消除的。所以这种恶劣天气我最应该全程和其他骑手一样，我想尽可能地体验他们的劳动现场。

那天我们小队的排班是中班，中班就是 9 点开早会，9 点半之后需要检查车辆，给餐箱消毒，10 点半真正打卡上线，开始干活，一直到晚上 8 点。但那天早上 7 点多，站长和副站长就把所有骑手都喊起来了，电话打来说，今天下大雨，马上上线，预防人手不够。

我就睡眼惺忪地上线刷脸，好了，马上单就全满了。我穿好衣服冲下楼就开始干活，倒计时开始了，就像一个自动化编程一样，会抽着你脚不停地开始干。平常我们一趟是派 5 单，或者 6 单，那天到了雨最大的时候，一趟就是 11 单、13 单，最多 16 单。

所有规则都打破了，以前送单迟到了要罚分、罚款，那天也没有这些了。站长在群里每 10 分钟下一趟命令，任何人上线之后不得离线，不得挂忙碌休息。平常比如说去吃点饭，或者去卫生间，哪怕到了午高峰，也可以挂上 " 暂停 "，能有几分钟时间，然后你忙完了再取消。那天所有人手机软件上的 " 暂停 " 功能都消失了。

刚开始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还有新骑手，年轻人也比较活泼，在群里说今天要冲一个全年的纪录，大家还有点亢奋。到了上午 11 点多快 12 点的时候，群里就一片哀嚎。最大的问题是没法上卫生间，大家都是 7 点多钟就被叫起来，从早到晚手里最少都是七八个单子，去卫生间的话这一餐完了。

有个男孩就说不吃不喝可以，不去卫生间要摔个车，膀胱就憋炸了。最后我们队长在小群里说，还去什么卫生间，雨这么大，边骑边尿边跑吧。原始的对话就是这样。

到下午 1 点来钟的时候，我都已经跑得有些腿软了，当时还穿着冬衣，大雨（淋得）全湿透，衣服已经太沉了。在商场一号门门口，我出来看见一个骑手倒在水里，餐也撒了一地。我把他扶起来，看他衣服裤子分别是不同平台的，我一看这是典型的兼职众包骑手装束。他起来走了几步说自己还行，骨头没事。当时我还催他，说下这么大雨赶紧回家，因为他们不需要强制在线。

然后到了下午 3 点半，还是在这个商场门口，就轮到我了——我把餐放到车上，刚一启动，一辆汽车从地下车库开出来，一下把我撞倒了。

我最开始想用 90 天体验专送骑手的生活，让自己进入到这种没有退路的环境里，文学性地感受一下。但我当时躺在水里面第一个感受就是，终于解脱了，去他的这些想法，去他的非得干够 90 天，还差几天，就到此为止，我也对得起我自己了。

不过当时那个司机刚把我搀到人行道上，我刚坐下来，站长的电话就打过来，因为后台能看到骑手的 GPS 停下来了。我说我刚发生交通事故，站长说你不要跟我说事故的事儿，你手上还有几单？我说还有三单，他说你现在就把这三单给我送过去，就把电话挂了。

后来是那位司机开车带着我，趟着水把这三单送完。当时后座上还坐着她的女儿，小姑娘问叔叔这么大雨，你们怎么还要出来挣钱？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走的就是正规的维权道路。经过了一年多，（今年）7 月 21 号，12345 给我打来电话，说人社局那边的回复是调解流程都已经走完了，结果就是我到现在也没得到任何赔付。

（遭遇车祸）送完单之后我去医院拍了片，医生说需要在家休息 14 天，第二天我就把病历发给站长，第一想问能不能走保险，第二我需要在家休息。站长没回复。后来我打电话过去，他说你在家歇着，保险走不了。

我说每天要交 8 块钱意外险，保险为什么走不了？他说交保险是站里统一管理，你这种情况不属于保险范围。他也没有解释什么属于保险范围。（注：该站长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当时确实有缴纳 8 元意外险，现在不需要了，事发时没有走意外险赔付原因他记不清了）

到 3 月 7 号，站长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就得来上班。我说我下不了床，14 天后还得再去复查。他说你必须来，要不就算旷工。我第二天去了——如果一个靠这谋生的骑手，你可能就得去。

第二天我拄着登山杖去了。骑手的惯例就是给站长买两盒烟，让他给想想办法，我花 60 块钱买了两盒烟送给站长。他说你今天就按最低要求来，跑够 9 个小时 25 单，我手动给你派单，就是时间卡得比较宽松。

我这样干了一天，回到家就疼得更厉害了。3 月 9 号早上站长在微信上给我发，说今天排的什么班。我还是去了，开完早会我跟站长说，你看我这个情况，走路都很成问题。他说你干不了就 " 强离 "。我体验的站点有个规定，提离职需要提前 45 天，否则就算强行离职，我们本来是四块四一单，强离的话结算工资就只能拿一块多一单。那天到下午 2 点我完全崩溃了，膝关节撑不住。

晚上站长打电话说，你到底是能干还是不能干？我说今天这个情况你也看了，我已经坚持一天半了。我当时也问了他一句，我病休期间，不跑单站里也不给开工资，我说你逼着我非得去干什么？他不解释，只问明天能不能来。我说我去不了。随后我就被踢出群，拉黑工号。

他这就算我 " 强离 " 了，我们的工资是 50 天以后结算，本来应该给我开五千多的工资，最后一共给我发了 2600 块，一单按不到两块钱结算的。这个到手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而且封号是（以此谋生的）骑手最害怕的，直接断了生计。

3 月 12 号我就去了人社局维权，我的诉求是三个：确认我和站点的劳动关系，履行意外险赔偿，最后就是欠我的工资要付。填好申请表后说 20 个工作日内给我打电话。（到期后）没消息，我就打 12345 催办，12345 回复，人社局说正在协调，6 个月之内给你回复。

6 个月之后还是没有结果。我当时很气愤，然后就催办到 26 年 3 月份，事情已经整整过去一年了，从 26 年 3 月到 7 月，12345 催办了 18 次。

到了 6 月份，人社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我打了电话，说站长想在站点现场协商。我说我不去。我的要求是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大厅，我和站长，还有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三方调解。然后就是 7 月 21 号，12345 打来电话，大意说这个调解的流程走完了。

我没有跟站点的人，或者人社局提过自己大学老师的身份，因为我想看看一个普通的外卖员遇到类似情况，想维权、确认劳动关系会遇到哪些问题？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人社局也去过站点查看数据什么的，我的身份应该暴露了，但到现在，平台和站点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

2023 年的新闻之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来过好几次，跟我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很多外卖员和平台签的协议上是合作关系，诉讼过程中，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都被卡在这里。（注：2022 年 12 月，邢斌注册成为兼职的众包骑手，体验了一个月送外卖生活。2023 年 8 月，他在一场分享会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举办活动的书院发出文字稿《2022 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邢斌因此引起大量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发现我对外卖行业其实了解的并不多。我们知道的外卖员分两大类，一类是我 2022 年体验的众包，就是兼职的；另一类是专送，站点管理的。但平台其实还细分了很多种模式，比如畅跑，单价是最低的，在临沂就一块八一单，经常需要爬楼梯，靠时间和低价换大量的订单。除此之外，还有乐跑，" 同城 1+1" 等等。

当时市场监督局过来和我交流，也提到他们在监管时发现骑手的劳动状况，站点的管理不透明，往往是他们出了调解结果，一方或者双方都不认可，因为具体是怎么劳动的，双方争议很大，最后只能去走诉讼。

我最后发现必须长期干，这个事儿才能搞得更清楚。但 2023 年的新闻爆出来以后，我原来的手机没法注册（平台账号）了。2024 年我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号，准备详细了解一下站点是怎么管理职业骑手的。我当时想去饿了么、美团和肯德基的专送站点，各干一个月。正式开始是（2024 年）12 月 12 号，当时还没有放寒假，但我每周只有 6 节课，时间比较宽松。

我是在线上应聘的，通过之后，就到一个站点去面试。我去的这个站点就是外包公司，会签书面合同，很厚，有十几页，我说前面写的什么我想看一眼，（对方）摁着不让看，掀开最后一页直接按手印签字。

我知道自己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我当时就提出异议，说怎么应聘专送骑手签的是合作协议？他们就说这是一个正式合同，照着签就是了，咱们站点的骑手都是这么签的。

你会说那么你就不了解背后的风险吗？是这样的，这几年我和学者包括平台、监管方，都讨论过监管细则，最高法司法解释已经向全社会公开了，判断劳动关系看的是用工本质，具体签什么合同是不作为诉讼关键证据的。（注：2024 年 12 月，最高法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涉及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职业群体，明确认定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依据用工事实）

比如说（外包公司）是否对你进行严谨的管理，包括开早会、严格考勤，是否对你有工作量的要求，必须达到什么服务质量，对送单的判断等等，这些都是确认劳动关系的要素。我当时每隔一天要开早会，有排班，有微笑服务要求。

但实际操作还是存在困难。等待 12345 帮我催办的时候，我也咨询过律师。我穿着工装去的，头两个律师说这个很困难，然后旁边一位头发有点花白的女律师叫住我，她说你年收入多少？我按照普通骑手的收入水平，说大概六七万块钱。她也直说了，年收入 2 万以下的可以申请免费公益律师，其他的可能需要自己出律师费，大概需要 5000 到 8000 块钱，诉讼时间可能会持续八九个月甚至一两年。

律师当时也说了，你有这个时间吗？这个官司可能就是出口气。我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但这条路已经没必要往下走了。咱由衷地说，作为一个真实的底层劳动者，不太可能为了出这一口气，为了要这被扣掉的 3000 块配送费，付出大量时间和资金成本去打官司。

（两次体验）我觉得外卖员的待遇整体没有太大变化。工作等单的时候，大家会围在商场门口坐一圈抽烟，海阔天空地聊。我也常常跟他们交流，聊的比较多的是年轻的骑手，我会问他们的人生规划，其实具体规划什么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如果说年轻人没有规划了，这个东西可能很重要。

我接触过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年轻骑手，每天下班他们会轮流请客去网吧或者台球厅，台球厅里会有一些女孩当陪练。有一次我问一个小孩，他是职业学院毕业的，最多也就 20 岁，他爸爸出车祸不在了，妈妈领着他的小妹妹改嫁了，他爷爷还在老家守着二亩地和一个老房子。我说你为什么不攒点钱，正儿八经谈个女朋友？

小孩说我们这个条件，谈一个不是害人家。他觉得这样过下去到 35、40 岁也挺好的，他们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什么时候发生车祸了或者干不动了，也无所谓，走到哪算哪。

还有三分之一是想挣到钱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有个大学生小王，当时他读大四最后一学期，有时还会在群里说，累得受不了，送完外卖回去还得改毕业论文。他是单亲家庭，妈妈管得很严，到大四就让他谈个女孩领回家。

有一天晚高峰，他差点被车给撞了，那天他就在群里吐槽，50 多秒的语音一条接一条。他说学校里有女孩跟他联系，但他觉得自己还没上班挣钱，家里只有一套以前分的六七十平的房子。他意思就是说要结婚，他妈妈也出不起这个钱；又说如果今天这个车把他撞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他活过。这孩子有点崩溃的意思。

但他其实还算有规划的，他们认为这一段算是低谷期，就是要熬过去，他们最终想的是我要赶在 30 岁之前结婚，想要继续往上走，没有完全被生活磨掉。

还有一批小孩，已经混了三四年，他们最会养号抢单，私下给站长买烟买饮料、早餐，搞关系。站里出了新的罚款规则，又提高了每天的最低订单量，他们对这些事是最冷漠的。大家聊规定不合理，他们就会说你说这有什么用，意思是你们菜鸟才会对这些规则有意见，干的时间长了这事很正常。

如果我们都不去改变，不去行动，那么我们就是恶的参与者是吧？这在他们身上可能体现得最集中。但他们是真的没有怨气吗？这帮小孩已经干过好几种工作了，在临沂这个三线小城市，他们觉得再折腾就这样了，他们对未来是彻底不抱希望的。那就钻空子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这个人可能有点理想主义。我研究生从化学转到现当代文学，2003 年进了高校，到现在还是讲师。我们那时候其实要求低，在省级期刊上发一篇文章，就能往上升了。但我从来没有参评过，刚进学校我就明确说我不参加，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更纯粹的东西，人生应该再有一点更高的意义是吧。

我在课堂上能获得意义。以前我上课，班里的学生是非常多的，我上大二的课，很多大四的学生都会来重听。但是在 2022 年之后，我感觉到了学生的巨大变化，再去上课前三排没有人，学生都往后坐。讲得再生动，下面的学生都是在低头忙着其他事，也不再与老师交流。那几年很多线上教学，线下长时间的日常交流和相处都被割断了。

课堂上的价值感也慢慢地淡了。尤其到我这个年龄，因为有研究生、博士来（教学）了，其实我有时候一周就去学校一两次。我孩子就说，爸你在大学的生活就像退休了一样。

但决定去体验送外卖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和我二舅聊起来，我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二舅说到我的表妹，她对象生了病，没有钱治就残疾了，只能干一些很轻的活儿，但是在农村哪有很轻的活儿？表妹借钱在镇上开了个美容店，干了两年也干不下去，白扔了些钱。

二舅想借钱，不多，借个两三千。我们有时候吃个饭可能都会花一两千，我父亲以前做生意，我在学校，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好的。我感觉心里揪住了，表妹两口子比我都年轻七八岁，我知道他们生活得不容易，但没想到这么不容易。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但是我每学期第一节课都在讲鲁迅，读托尔斯泰。那一瞬间我有种羞愧感，就是那种东西促使我要体验一下。

（有批评声音）把我的体验直接理解成 " 精英凝视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简单化。我不认为 90 天能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骑手，其实，是这段经历让我第一次比较具体地知道，我和骑手之间到底隔着什么。学历是一层，收入是一层，认知当然也有差别，但真正让我触动的，是一种很具体的处境：我有现实的退出能力，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

这让我想到薇依（注：法国思想家）写工厂劳动时的一些感受。一个人如果站在劳动之外谈劳动，很容易把劳动理解成时间、收入、辛苦这些东西。真正进去以后才会慢慢发现，劳动还意味着一个人能不能停下来，能不能说 " 不 "，能不能承受不工作的后果。

而且我后来越来越觉得，骑手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群体。今天看起来是骑手的处境，未必永远只属于骑手，我们将来某一天可能也会面临相似的问题。所以我真正感兴趣的，可能并非知识分子如何理解骑手，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向一种什么样的劳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