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秤盘上的 " 一坨肉 ",《给阿嬷的情书》音乐总监李奕瀚遭遇过一个被上下打量、反复估价的时刻。
有行业大佬级人物,评估他的潮汕方言乐队 " 玩具船长 "(《阿嬷》片尾曲《一封侨批》的演唱者)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挣不到什么钱。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几年后,当李奕瀚和导演蓝鸿春坐在一起,为一部潮汕方言的小众文艺片做音乐时,空气里,飘着同样的味道。这一次被许多资方判断 " 挣不到什么钱 " 的,就是如今大爆的《阿嬷》。
李奕瀚告诉「文娱春秋」,当从旁人嘴里听到行业人士分析自己团队 " 挣不到什么钱 " 这句话时,谈不上开心或不开心,他还觉得 " 荣幸 " ——起码说明别人研究过你。
一支长期用潮汕方言唱歌的乐队,一部没有任何明星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进入市场之前,都太容易被 " 评估 " 死。
算地域,潮汕话太小众。
算卡司,全素人班底,没有卖票的脸。
算题材,侨批、下南洋、阿嬷 …… 听上去都不像当下影院里最容易卖钱的东西。
算情绪,它没有三分钟一个反转,没有爽点,没有符合时髦的社会议题供社交媒体发酵。
从投资模型看,这几乎不像一门好生意。但它,偏偏杀出来了。
如果按最新预测累计票房,能到 7.2 亿以上,以 1400 万成本计算,投资回报率接近 18 倍(分账票房 / 成本)——这是极其惊人的数据。排在它前面的,恐怕只有《哪吒》系列(首部片达到 26 倍收益率)。
电影的成绩,打脸了很多所谓 " 内行 ",其中就包括我们「文娱春秋」,在五一前的一篇稿子里,我们认为它 "地域性实在太明显了,很难跳脱出广东区域,‘黑马相’有限 "。那时,我们还没看到片子,但即便看过,也很难预估它会有如此之高的票房。
这给了我们很大警醒——
当习惯于用一套越来越失灵(自以为还有效)的公式去判断内容时,真正跑出来的往往是没被公式捕捉到的东西。

《给阿嬷的情书》的逆袭,其实撞上了一个很微妙的 " 天时 "。
不是市场好,恰恰相反,是市场太不好了。
这些年,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等黑马,哪个档期都在等。但大家更希望看到一种理想状态:口碑好的电影,终于能拥有与评分相匹配的票房,而不再是烂片赚大钱。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体面。
近十年来,国产电影豆瓣评分长期稳定九分的,只有《我不是药神》《里斯本丸沉没》,而《好东西》开分 9 分,后来掉了 0.1…… 更关键的是,这些电影即使不是传统商业大片,也往往拥有某种可以被市场识别的优势:明星、成熟班底、强社会议题,或者至少有一个能引发讨论的公共情绪入口。
不难发现,以上这几部高分高票房电影,要么是有明星主演,要么幕后班底里有业界大佬撑着,或者最起码得有一个能引发争议的社会话题。
而反观《阿嬷》,全素人班底,零流量明星,就连电影主题和情节都很素淡,没什么荤腥,是那种就算想炒话题,都没地方下手的状态。如果这片搁在往年的话,估计就是波澜不惊,除了潮汕地区的 " 亲朋好友 " 共襄盛举外,在整个电影市场激不起多少水花。
但眼下的电影市场早已今非昔比,以往的 " 制胜法宝 " 一一失效,不管是档期,明星,情绪,怀旧 …… 哪一样都不再靠谱,就算再资深的制作人,面对如此之大变局,想来都失去了方向和信心,而这一切,恰恰就是 " 阿嬷 " 遇到的 " 天时 "。
《寒战 1994》主打的是港产警匪系列前传和怀旧牌,周润发、郭富城这些名字过去确实有效,但内地观众欠港片的怀旧电影票,早就还得差不多了;《10 间敢死队》里,陈思诚改换赛道,想用调侃影视圈的方式讲生死,但温情喜剧并不是他的舒适区;至于《消失的人》,戏剧张力集中,口味也重,是反转的 " 剧本杀 " 模式。
这些项目不是没有优势,只是它们的优势都太容易被观众看穿。
《阿嬷》恰恰没有那么多公式感,它不急着讨好观众,也不太懂得 " 刺激 " 观众。或许正因为这样,观众反而愿意相信它。
至于素人演员,在破圈后更成为关键。有网友说,看够明星脸,大银幕上终于有了清新面容," 素人脸看得太舒服了。" 而且,演员还都没怎么掉链子。
对于 " 为何逆袭 " 的问题,李奕瀚向「文娱春秋」表示,《阿嬷》这部电影的出发点不是 " 向外去求东西 ",不是观众喜欢看什么就给什么,而是 " 向自己心里面去求东西 "。
这话,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阿嬷》的所谓 " 逆袭密码 " ——当别人都在外面找答案时,它把手伸回了自己心里。
《阿嬷》里最先被看见的,当然是潮汕。
方言、工夫茶、祠堂、侨批、下南洋、海风、旧屋、阿嬷 …… 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很容易被归到 " 地域文化 " 里。但如果《给阿嬷的情书》只是一部地方风情片,它不会走到今天。
近年来,方言电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说最早时只有主旋律电影中的领袖和将帅才能讲方言,其余角色一律是普通话。后来这项 " 特权 " 才渐渐 " 下放 ",但很多方言电影也只是地方上的自娱自乐,难以出圈,谈不上真正的文化影响力。
少数能被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方言,也不免贴上固定而单一的标签,比如北京话的 " 贫嘴 ",东北话的 " 忽悠 ",广东话的 " 巴闭 ",上海话的 " 嗲 " 等。
与上述方言相比,除了极少数粗口如 " 蒲你阿母 " 外,潮汕话对于绝大多数北方观众来说无疑是更遥远而陌生的,而实际上它承袭自福建的闽南方言,在唐宋和明清时代福建闽南人移民入潮之后,与广东的粤语和客家话发生接触,经数百年独立发展变化后,自成一 " 家 "。
不像粤语那样,长期被港片和流行歌曲托举成一种强势的华语文化符号。潮汕话更像一块没有被大众娱乐工业充分开采的土地,这本来是风险,但电影把风险变成了质感。
事实上,李奕瀚很早就面对过这个问题。2008 年成军以来," 玩具船长 " 乐队长期坚持用潮汕方言唱歌,最常被问到的就是:别人听不懂怎么办?
他的答案是:一首好音乐,真正来源是旋律性。好的作品可以直达人心,不必太在乎别人是否逐字听懂。
这件事,玩具船长早年全国巡演时就验证过。2012 年他们的专辑《大岛小岛》出来之后,全国各地音乐节邀请过他们。台下观众很多并不懂潮汕话,但现场一样会被带起来。
对李奕瀚来说,那些现场一次次证明:潮汕方言是可以走出来的。
《给阿嬷的情书》也是这样。北方观众虽然听不懂每一句潮汕话(当然广东之外也有普通话版本),但能感知一个女人对 " 情义 " 的坚守。
真正让《给阿嬷的情书》从地方片变成全国话题的,是它没有把 " 潮汕 " 拍成景观。
它没有把人物当成重大历史事件的点缀,也没有急着告诉观众 " 你看,这就是侨批文化,这就是潮汕精神 ",更像把一堆复杂东西剥掉,最后只剩下朴素的一层情感:故土、亲人、离散、等待。
侨批这个题材,本来可以拍得很宏大。它是跨国汇兑,也是家书;是下南洋的一条现实线索,也是一代人活下去的凭证。但电影没有把侨批拍成知识点,而是拍成了一封迟到的情书。
对于绝大部分非潮汕观众来说,下南洋和侨批都是陌生的。谈不上有什么旧可怀,也谈不上天然共情。如果电影一上来就摆出文化普及的姿态,观众很容易退出去。它最后能成立,是因为它没有要求观众先理解潮汕史,而是让观众先理解一个人为什么等,为什么忍,为什么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作家木心的名句—— "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阿嬷》把它重新具体化了。这么一来,反而事半功倍,极易共鸣,也没有强行说教,或者道德和情绪上的绑架。
这部电影让今天的观众意识到:上一代人,甚至上上一代人的情感,不是没有浓度,只是没有那么多表达出口。他们不擅长说爱,也不擅长说苦,很多东西只能被放进信里,放进茶里,最后放进漫长的一生中。
所以,它才会在母亲节前后爆发。观众并不一定都懂侨批,但他们都认识某一种 " 阿嬷 "。她可能在潮汕,也可能在东北、湖南、四川、山东 …… 她可能讲潮汕话,也可能讲任何一种方言。

《阿嬷》最难得之处,就是相对克制的风格——不过分煽情,没有刻意制造冲突,甚至会让人联想起越南导演陈英雄的《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这种克制,从音乐里就能看出来。
李奕瀚说,电影里的音乐主要起到烘托氛围的作用,很多人物心理细节没办法直接用语言表达,所以音乐要成为人物和故事之间的桥梁,把气氛托举住。
比如,谢南枝在银信局寄讣告的戏,是整部电影音乐做得最久的一段。单是那段旋律,就做了几个月,一直讨论方案,持续修改。问题不在于不会写,而在于写得 " 太对 ",反而不对。
那场戏本身信息量已经很大,南枝在批局里看到很多没钱寄回家的老乡:有人寄钱让家里人赎女儿,有人母亲生病要寄慰问的钱。她看到的,是一群人的苦。
如果音乐继续替画面解释 " 这里很苦、这里很悲 ",就会变成一种对观众的 " 冒犯 " ——好像你不相信观众的感受一样。
后来,李奕瀚选择用一种 " 上帝视角 ":音乐不再贴着南枝的情绪渲染,而是退开,去观望那一群人。
《阿嬷》片尾曲《一封侨批》,是电影里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它不是为电影临时写的,早在 2012 年,李奕瀚就写下了这首歌。原因很私人:他家里有 " 过番 "(出海谋生之意)的亲戚,留下过一封侨批。
歌里的念白,即来自这封侨批里的言辞。
他看到侨批时,很感动,当时没有想太多,旋律就在心里涌动出来,不是 " 我要开始写东西了 ",而是它自己来了。
这首歌真正发布,是在 2016 年。多年后,在《阿嬷》开拍时,李奕瀚和蓝鸿春都觉得,用在片尾里 " 天衣无缝 "。

李奕瀚家里的侨批。
这首歌,像是本来就在等电影的诞生——它来自一个真实家庭的侨批,后来进入一部关于侨批的电影。私人记忆和公共记忆,在这里接上茬了。
这也是《阿嬷》和很多命题作文式电影的区别。有些电影描摹地方文化,是先有 " 我要表现某种文化 " 的任务,再找故事、找人物、找音乐,身上总有一种外来的、整理材料的痕迹。
但《一封侨批》不是加工出来的材料,是音乐人自己的个人经历。
不过,这首歌其实并非电影的起源。蓝鸿春拍纪录片《四海潮味》时去泰国、美国、法国,拍潮汕后裔留下来的美食店,那种家乡味道和出海、下南洋的混杂记忆,成为电影的启发。
从歌曲,到电影,侨批不是被硬塞进来的文化符号,而是潮汕人多年一直绕不开的东西。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影里很多细节可信,因为它本来就在创作者血液里。

蓝鸿春之前拍过《爸,我一定行》《带你去见我妈》,再到《阿嬷》,构成了他自己的 " 潮汕三部曲 "。前两部不管是父子,还是母子、爱情、创业,某种意义上都更偏男性主角电影。
到了 " 阿嬷 ",电影把位置让给了女性。
男主角木生当然重要,但他更像一份药引。真正撑住电影的,是南枝,是淑柔,是那些在时代缝隙里承受命运的女人。
李奕瀚认为,整部电影描述的其实是女性关系,所以主题曲、插曲尽量找女生来演唱,会更贴近电影里的心声。片中的插曲《月下煮茶》(陈佳演唱)和《疍家之歌》(好命小张演唱,这首其实是粤语),分别由两位不同的女歌者来唱,如同两位女性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里对话。
这个设计如果让人物说出来,就会显得刻意,但放在音乐里,很自然。
南枝和淑柔之间,被同一个男人、同一段离散、同一种时代命运牵连,但电影没有把她们拍成互相撕扯的戏剧工具。
这正是它克制的地方。
上映初期,网上也出现过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质疑,凭什么叶淑柔要为这个男子赔上一生?为什么付出的是女人,留名的却是男人?
这些问题,不是没有道理。换一部表达粗暴的电影,很可能会把这种质疑越拱越大,对于影片而言未必是好事。但《阿嬷》没有把女性苦难拍成爽感,也没有把命运悲剧拍成控诉姿态。
这让它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说到底,《给阿嬷的情书》能拍出来,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容易被商业逻辑解释的事。
李奕瀚透露,片中音乐很多是以帮忙的方式来做,不是按市场价。原本配乐里放进去十多首,后来因为没钱,只能挑几个大的主题,用不同编曲在电影里穿插。这样费用就按一首来算。
这是小剧组很具体的 " 穷 "。
近两年市场环境不乐观,愿意投这部电影的人并不多。这也正常,钱不是风刮来的,投资人考虑风险天经地义。但正因为如此,《阿嬷》最后跑出来,才有一种微妙的反讽。
一开始被当作风险的东西,成了它的护城河——方言是风险,后来成了质感;素人是风险,后来成了真实;小成本是风险,后来成了获取高利润率的砝码。
李奕瀚感慨,没有太多投资方,也就没有太多杂七杂八的 " 意见 ",后来也就成了电影 " 没变味 " 的原因。
的确,很多项目死在钱少,也有很多项目死在钱太多。
钱太多,就会进来太多 " 正确意见 "。哪个演员有市场,哪场戏要更炸,哪里节奏慢了,哪里要加笑点,哪里要加争议,哪里不能太地方,哪里要更普世,哪里要照顾短视频传播 …… 每刀都切得有道理,合起来却把电影炖成了一块没有灵魂的熟肉。
而《阿嬷》至少保住了一种完整气息,这比很多巨制有 " 活人感 "。

蓝鸿春团队,则是这部电影的 " 人和 "。
李奕瀚说,蓝导很像电影里的谢南枝,非常坚韧。遇到苦,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化解。没钱,就有没钱的做法;该干嘛干嘛,但他就是要把镜头弄出来,把感动他的东西弄出来。
这话听起来像夸导演,实际上也说出了很多地方创作者的生存状态。
李奕瀚和蓝鸿春第一次合作,是《爸,我一定行》。
当时,蓝鸿春拿着剧本跑到他家里,请他写主题曲。蓝导讲了 15 分钟,李奕瀚说,主题曲已经有了。随后他在手机里放了自己一首写父亲的歌曲,蓝导听完泪流满面,当场定下来就用它。
一人讲故事,另一人放歌,听完,拍板。干脆,利落。
后来李奕瀚才知道,蓝鸿春和搭档郑润奇(出演《阿嬷》里的孙子晓伟)为拍《爸》这部片凑了三四十万块钱,却敢说 " 要上院线 "。
就是这份儿 " 干脆 " 的勇气,撑起了后来的《阿嬷》。
李奕瀚自己的经历,和这部电影之间有某种互文。
2010 年前后,他和乐队来北京举办所谓的 " 巡演 ",酒吧里来看的观众,有时候还没有乐队成员多,住不起饭店,只能窝在朋友家打地铺。后来,有固定在酒吧演出的工作了,一晚上 200 块。一开始周三演,之后换到周五周六黄金时段,再后来,一周演三天,600 块。
" 够生活了," 让他 " 忆苦思甜 ",他说:" 谁不苦呢?只是不同的苦而已。"
这句话,和《阿嬷》里那些人物也很像。
2012 年之后," 玩具船长 " 开始被更多人听见,潮汕方言没成为障碍,反而作为他们独特的东西。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进入了音乐主流中心。
一档很热的乐队竞赛节目,曾经邀请过玩具船长,但主办方评估后认为,他们不适合主题,最终未能参加。" 也理解,而且很幸运的是,我们并不是自己去投简历、去参赛," 李奕瀚觉得,这也算一种实力了。
至于为什么无法主流,或许,和他不会混圈子有关系?李奕瀚承认,这当然会失去资源。但他觉得没必要为了不擅长的事情让自己很累,还是回到音乐上。音乐做好了,有缘分的人自然会来找——比如蓝鸿春。
今天的内容行业,太强调运营、曝光、转化、商业价值。一个乐队如果不能被迅速打包、估值、招商,就会被判断为 " 挣不到什么钱 "。一部电影如果没有明星、没有强类型、没有大众熟悉的视听语言,也会被判断为风险太高。
可问题在于,如果一切都只能被这种数据提前预判,那我们还能看到多少真正不一样的东西?
玩具船长被看轻过,《阿嬷》也被低估过。
这两者相遇,似乎,不只是巧合。

《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没法被简单概括成 " 潮汕人团结 "。
这个因素当然存在——潮汕文化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宗族、祠堂、工夫茶、侨批、下南洋共同构成了一套很有识别度的地方文化系统。潮汕话使用人口庞大,海外潮人聚居地也多,侨批文献本身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香港潮籍人士占当地人口五分之一,包括潮商的代表人物李嘉诚 ……
从地利看,它并不是一个没有 " 保底 " 的题材。
但如果只靠潮汕人认可或买单,这部电影不会变成全国现象。它真正破圈,是因为拍出了普世性的情感共鸣。
"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这句话已经被说烂了——很多时候它只是创作者给自己找的台阶。但《阿嬷》没有把地方文化做成展览,而是把它创作为了活生生的 " 人 "。
观众先被人打动,再回头看见文化。很多地方题材失败,就是因为顺序反了——先讲意义,再让观众感动。
当然,没必要把《阿嬷》神化。
它绝非完美作品,也不是一种可以立刻复制的公式。如果接下来行业里出现一批 " 阿嬷学 ",那反而危险。
拍方言,不等于真。
拍老人,不等于深。
拍地方文化,不等于有根。
找素人演员,也不等于自然。
《阿嬷》能成立,是因为这些元素之间互相咬合。
它并非单点爆破,只不过很多东西在某个时刻对上了。所有东西凑在一起,才成就了这一次的 " 逆袭 "。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一开始不容易被看好。
因为,太多 " 内行 " 人士习惯先问:能不能破圈?ROI 如何?演员带不带预售?
这些问题都没错。
但电影市场残酷的地方是一切都得数字化,迷人的地方,也在于此:
总有些东西,数字估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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