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巧合的是，这一段时间有个话题：每年近 2 万亿的出口退税，是不是该全面取消了？

最近，翟东升、丁一凡等学者在对话访谈中提到，建议砍掉出口退税，把钱拿出来补贴农村退休老人或年轻人，将农民养老金提到 600 元以上。

很快，胡锡进也公开表示支持：

这样既可以抑制出口企业的内卷，克扣自己去补贴外国人，又可以推动社会公平，促进消费，鼓励生育。

为何这一建议能激起强烈反响？因为它不仅触及民生痛点，更戳中了当前经济模式的一个深层矛盾——我们一边用财政资金补贴海外消费者，一边国内不少老百姓仍在过紧日子。

在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出口退税政策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

彼时，中国外汇紧缺，工业基础薄弱，国家对出口商品退还增值税等税款，以此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一政策助力中国制造快速崛起，推动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然而，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与全球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 30%。2025 年前 11 个月，中国贸易顺差已达 1.07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制造的产品现在遍布全球，国际竞争力早已今非昔比。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口退税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一方面，在出口退税的补贴效应下，一些企业患上了补贴依赖症，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全靠退税维持运转。

这种机制客观上保护了落后产能，不利于市场的优胜劣汰，使得部分企业安于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模式，缺乏提升技术含量与品牌价值的动力。

另一方面，退税带来的价格优势，确实在短期内帮助企业争取订单，但也加剧了行业内部的低价竞争，导致企业之间竞相压价、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

为争夺订单，企业竞相压价，大量的退税红利，并未沉淀在国内企业与劳动者手中，而是通过极低的出口价格，转移到了海外的商家与消费者，出口退税在事实上变成用国内的钱补贴外国的消费者。

正如翟东升教授所言，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财政收入和环境成本，去补贴欧美的通胀，维持他们的高福利生活，而留给自己的，是产业内卷、企业附加值偏低、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等现实压力。

关于取消出口退税的呼声，其实由来已久。将这笔钱转移到民生领域，当然不是简单的 " 劫富济贫 "，而是对经济模式的结构性调整。

2024 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高达 1.93 万亿元。如此巨量的资金，继续将其投入外循环，可能加剧低价内卷，保护落后产能，延缓产业升级的步伐。

但如果转向民生领域，用于增强社会保障，提振消费，则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试想一下，将这笔资金用于充实农村老人的养老金，从现在的两三百元，提升到 600 元的标准以上，能直接改善数亿农村老人的生活品质，减轻家庭养老负担。

又或者，与其对出口企业单独给予隐性补贴，不如将节省下来的财政资源，用于普降企业整体税负。这样既能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也能真正减轻企业的负担，激发企业投资和创新的内生动力。

哪怕是通过加强基层医疗、教育投入等方式进行转移，甚至发放普惠消费券，也能直接拉动终端消费，促进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民生保障的增强，能直接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当人们不再为养老、医疗、教育过度储蓄，而是更加敢于消费时，国内市场的潜力才会真正释放。

同时，消费提升带来的内需繁荣，又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订单，推动企业从依赖海外订单和价格竞争，转向依靠品质、品牌和创新赢得国内市场。

这种 " 民生改善—消费提振—产业升级 " 的良性循环，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其长远的社会效益，远非单纯的出口补贴所能比拟。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适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也是一种 " 以退为进 " 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和非市场化补贴的指责，已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借口。

尽管这些指责往往带有偏见与夸大成分，但不可否认，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政策性补贴，确实容易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很容易成为攻击的标靶。

所以，与其被动接受指责，陷入贸易摩擦，不如主动改革，逐步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

这既能展现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的诚意，也有助于削弱欧美国家在不公平竞争议题上的对华舆论攻势，为中国企业出海竞争赢得更公正的国际营商和舆论环境。

当然，出口退税牵涉千千万万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激进方式，但可以分步骤调整过渡。

比如，对高耗能、高污染且附加值偏低的产品，可以考虑率先取消或大幅降低退税，这类产业本就面临环保压力，减少补贴的保护性投入有助于市场出清，引导资源要素向更先进的领域转移。

对于一般性的加工贸易产品，可以逐步调降退税标准，给企业留出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窗口。这能够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倒逼企业靠技术、品质与创新赢得市场，而非依赖退税带来的价格优势。

过去 40 多年，我们习惯了做世界工厂，为不断增长的出口数据和堆积如山的出口集装箱而沾沾自喜。

但在 2026 年的今天，当中国的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当外部围堵加剧，当我们的制造业产值全球第一却面临内需不振的挑战时，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个靠 " 低价出口、补贴全球 " 来拉动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以，取消不合理的出口退税，将宝贵的资源，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经济突破结构性矛盾，摆脱世界工厂路径依赖的必然要求，更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应有举措。

改革也许有阵痛，但迟早得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