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的银行业，会比现在更好吗？

麦肯锡将行业当前阶段，描述为 "巅峰之后，拐点之前"。在资本市场，你能找到这句话最形象的解释。

在经历了 2018 年的巅峰时刻（PB>1，指数累计涨幅超过 80%）后，银行股迎来了长达四年的下行周期——地缘摩擦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资管新规落地带来行业阵痛，包商银行破产进一步发酵行业风险预期 ......2022 年 10 月，银行股估值跌落至 0.49 倍 PB 的历史低谷。

此后各种猛药轮番上阵——中央汇金时隔十年再度增持、长期资金不断加码、地产风险有序出清 ...... 银行板块开始了缓慢复苏。

今年三季度，行业净息差降幅显著收窄，估值回升至 0.7 倍，似离黎明不远，申万宏源等机构更是明牌：2026 年，迎银行长牛。

没人会否认中国银行业的光明前景，只是一场痛彻心扉的变革过后，总有些旧体系要被抛弃，总有些新模式需要形成。

所谓拐点，绝非仅仅是业绩和估值修复的拐点，它应是全行业发展思路变化之拐点，应是增长模式切换之拐点，应是客群经营风格转换之拐点。告别陈旧模式堆砌的巅峰，拥抱新纪元的阵痛和机遇。

惟其如此，熬过的寒冬才有价值。

银行业的低谷，早该来了。

从利润表现来看，2003 年开始的 18 年里，银行业始终稳居前三。而在 2021 年之后的四年里，银行业更是一骑绝尘。

与之相对的，是业绩表现并未换回市场认可，银行业估值长期落后行业总体水平——中国如此，全球亦然。

背后反映的担忧，是市场认为银行的高增长仅是顺周期时的昙花一现，很难维持。

其根本矛盾在于，大多数银行并未将过去数年获得的，由宏观经济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动的 " 意外之财 "，沉淀成面向未来的商业模式——未能推动有意义的资本再配置，也未对分销和客群体系进行深层调整，更缺乏在变局中开辟第二增长曲线的突破性创新。

由此造成的一个残酷事实，是在 2024 年，全球只有 15% 的上市银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创造。

而在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力突飞猛进的今天，传统银行商业模式不革新的结果，是资本回报在金融业中垫底。

在尚未真正实现混业经营，传统银行又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羸弱的盈利能力和过时的盈利模式，意味着更严峻的转型挑战。

更何况，外部环境也并未给出转型窗口。

根据毕马威给出的 2026 年中国银行业风险雷达图，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几乎所有风险都在（大幅）上升，只有极少数风险保持不变。

经济下行带来的信用风险自不必说，科技进步一方面让更多玩家下场，抢占支付变革、财富管理的蛋糕，竞争空前加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前所未有的合规、操作甚至道德风险。

要破局，必先厘清根本症结。

银行业过去的繁荣，某种程度上并不健康。

先来看一组数据：

早在 2014 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占比高达 9.5%，远超美国同期的 7%；

2018 年资管新规实行，监管口径收窄，金融业增加值放缓至 7.7%，但仍显著高于英美。

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金融业增加值主要来自居高不下的交易成本。

经济学家刘俏在其著作《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中，通过用金融业增加值除以年末社融总量，大致得到了 2002-2018 年的中国金融平均中介成本：

3.8%。

有理由相信实际成本可能更高，因为这是基于那些能够从银行和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企业计算出来的，大量中小微企业被排除在外。

但这一数字已远高于美国的 1.5～2%。刘俏将之称为 " 金融发展之谜 "：即金融中介的方式越来越多元，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丰富、金融创新的 " 科技含量 " 越来越充沛，但这一切并未转化为更低的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金融中介的成本并未随着金融大发展相应降下来。

成本为何如此之高？无论何种展业模式，金融中介成本由两部分构成：r 和 ψ。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例，r 是给资金方提供的回报，通常表现为存款利率；ψ 是金融机构们收取的费用，通常表现为息差。

如果降低 r 能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和行业自律来实现，那么 ψ 则是中介成本居高不下的元凶，亦是过去数十年里，银行无需太高的经营水平，就能获得十分不菲的业绩收益的主要原因。

ψ 为什么降不下来？除了信用风险溢价，牌照构筑的护城河，垄断市场带来的定价优势，以及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超然地位，都是原因。

由此带来的收益有多少含金量，诸位可自行判断。

但以过去为引，能折射出银行未来变革的理想蓝图：

仍能维持较高的净息差水平，但不是基于自身利润需要或是牌照优势，而是产品导向而非价格导向的揽储机制，以及精细的，而非一刀切的客群风险定价能力；

仍能维持较高的业绩水平，但不完全依靠息差业务和宏观经济环境，而是塑造更多元的增量来源；

仍能维持较深的护城河，但不完全依赖行政架构，而是更敏捷的内部治理结构，更现代的内控体系。

一言以蔽之，中国银行业从粗放的、大水漫灌式的展业风格，转向更精细的生意模式：更精准的产品设计、更精细的客群经营、更精密的风控体系，更精巧的资金投放。

这一蓝图能否实现，事关行业破局，更有可能带来一次新的位次更迭。

笔者认为，三类银行具备率先突破重围的能力。

第一类，是在零售端具备相对更强产品投研能力，或是具备独家优势，能够精准匹配不同客户需求的。

繁复求全，追求大力出奇迹，一直是中国零售银行经营的特点。但变革已悄然而至，在大洋彼岸，客户们不再对单一品牌忠诚，而通常会跨行比较，以产品为导向。

一个最典型的变化，就是 2018 年 25% 的客户会沿用原服务商开户，到了 2025 年只有 4%。

这说明品牌神话崩塌已是不争的事实，产品导向更是大势所趋。

在这方面，最有潜力的的确是招行。

一方面是它具备更优质的基本盘：得益于优秀的负债成本管理，2025 年上半年仍能维持 1.88% 的净息差；净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之比大概是 6:2，营收结构相对更加多元；具备全行业最强韧的内生增长能力（此处我们以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 RoRWA，即每单位风险资产能获得的收益作为衡量口径）。

另一方面是其底蕴。2004 年马蔚华将零售转型提升至招行战略层面，此后招行走了 20 年零售路线，2025 年上半年零售客户 AUM 已超 16 万亿。

但这并不意味着赢家通吃，优质的、忠实的基本盘能确保招行在转型探索时具备更高韧性，但投研能力欠佳，产品设计缺乏突出亮点，更侧重营销而非产品获客，是其短板。

当然，这并非招行的问题，亦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第一代投资银行家王世渝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这一无奈事实：

" 中国经济刚步入工业化中期，资本市场才歪歪扭扭走了二十多年，中国哪来这么多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才、管理人才？"（《中国重组》）

事实上，不管是前线优质客户经理，还是中后台的产品设计和管理层，中国银行业正在面临优质人才断层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全球化视野，也需要精准匹配自身需求，更需要疏通治理架构内部的人才通路。

除此之外，零售金融的特质，在于其庞大繁杂，往往会创造出诸多非标需求，这些需求会为银行提供塑造特色的机会窗口，为它们提供由 " 大而全 " 走向 " 小而全 " 的精品银行的机遇。

这在深耕区域的城商行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长沙银行在县域下沉市场颇有建树、宁波银行在长三角的财富管理业务颇为出色，上海银行凭借养老金融，也能在群雄环伺的沪上金融圈杀出重围。

在部分颇具底蕴的大行身上同样有所体现，" 沃德财富 " 的金字招牌虽稍有褪色，但交行私银业务仍有其优势。

第二类，是在对公业务层面具备深厚底蕴，敢于创新突破的。

逮住一个大客户，从头做到尾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对公业务的增量，一在投行，二在客群。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社会信用质量普遍走低的当下，银行对公条线的选择，往往是加大对基建等政府背书项目的投入，以求降低整体风险。

且不论这要以牺牲收益和资本金占用为代价，大基建时代成为过去式后，留给银行腾挪的空间正在肉眼可见地收窄，本质上讲并非最优解。

商业银行对于更合理解法的探索，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其中最受期待的，要数兴业同业业务在受到监管冲击后，在 2018 年定下的 " 商行 + 投行 " 转型战略。

向更轻量的发展方式转型，理论上毫无问题。但银行业过去数十年形成的息差业务惯性，深度内卷的行业环境，以及专业人才的缺失，让兴业的投行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从 2021 年到 2024 年，大投行 FPA 年复合增长率为 6.69%，显著低于对公贷款的 11.54%，投行业务更多局限在债券承销层面。

兴业对公贷款规模走势

但新的机会窗口已经出现，作为第一家获得 AIC 牌照的股份行，若能将过去数年探索的投贷联动的业务经验，应用至一级市场，利用 AIC 这一更垂直的资金路径，实现更精准的资金投放，或将成为兴业追赶的契机。

而这考验的，是兴业是否具备走出舒适圈，率先创新业务模式的勇气和能力。

至于客群，本质上指的是一系列中小企业。

约莫 5~8 年前，几乎所有银行都转向加码对公客群，比如以各类产业园为轴，主做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抑或是以制造业大厂为核心，开发上游供应链的，不一而足。

到了今天，彼时扎堆加码的热潮早已消散。究其原因，中小企业抗击风险的韧性较差，不少企业出现资金困难，银行自然把伞撤走。

代入银行视角，这部分客户不优质，但在他们身上，恰恰隐藏着打开业绩增量，摆脱内卷的钥匙。就像宇宙行行长、金融学者刘珺在其著作《新金融论衡》中描述的那样：

" 盈利观由‘一日三餐’到‘少食多餐’ ...... 从精细管理中要效益；客户观由‘二八定律’到‘长尾效应’，由贡献 90% 利润的 10% 的客户，变为数量众多的‘草根阶层’。"

但要从 " 草根阶层 " 中拿增量，考验的是在传统模式之上，风险和收益的再平衡，这不但需要更清晰的风险画像，更需要敏捷的风险体系制定和更及时的风险跟踪预警。

由此衍生出第三类破局者，是在以 AI 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上精耕细作，并将之深度写入风控体系的银行。

尽管在今天，AI 在银行业扮演的大多是客服的角色，但没人会质疑，它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跃迁，甚至可能成为区分领先者与落后者的关键因素。

仅在今年，追踪金融服务 AI 应用的 Evident 平台就记录了全球 50 家大型银行公开的超过 160 项 AI 应用案例，其中不乏深层变革的早期迹象：

欧洲某头部银行借助生成式 AI 驱动个性化营销，将点击率提升超 2 倍；

美国一家银行利用 AI 重构信贷风险备忘流程，审批周期缩短 30%；

印度一家领先的数字化银行，将催收电话监控覆盖率从 2~4% 提升至 100%。

......

在中国，不少大行已经付诸行动，工行、建行接入阿里 AI；中信借助 AI，让客户经理人均服务效能提升 3 倍；招行将 AI 深度嵌入风控，用极低的不良率，验证了技术可行性。

这是一场新的科技竞赛，谁能将 AI 率先落地应用至风控层面，谁就能拓宽传统业务的展业边界，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现代银行业面临的变革，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

一边是 2024 年，全球银行业创造 1.2 万亿美元的利润，刷新历史纪录。另一边，全球宏观局势、客户需求和技术变革不断演进，带来的挑战空前严峻。

在中国，好银行与坏银行之间的差距，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截至 2025 年 11 月，A 股上市银行中最出色银行的市净率是平均水平的 1.64 倍，是最低水平的 3.22 倍。银行业正在面临一场残酷的分化，这场分化还远未结束。

道路曲折，但前景光明。刘俏在其著作中如此预估：

" 中国金融资产的规模，即使保守估算，也将从 2018 年的 351 万亿元增加到 2035 年的 840 万亿元（按 2018 年价格）。中国金融的发展还有非常开阔的空间。"

按今年三季度数据，工行总资产为 53 万亿，如此测算，2035 年中国金融市场能容纳将近 16 个宇宙行。

市场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但身处其中的金融机构，必须给出自己在市场立足的理由，这一理由绝非粗放式的发展老路，而是精细经营、深耕细作的新模式。

惟其如此，中国金融的中介成本才能真正降低，中国金融才可真正为处于时代变革中的实体经济，精准注入新的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