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两个轮子的，一直很憋屈。

当年，一位摩托大佬直言，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越做越好，结果连合法路权都没有，更别提补贴和产业支持。" 难受、没劲儿，憋屈得很。"

今天，这话的含金量更足了。

12 月 1 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落地，旧国标车型全面停售。短短数日，社交平台便被吐槽刷屏：" 金属硬座椅硌得慌，没有储物空间没法通勤，头部品牌雅迪旗下 " 毛豆 " 新国标车型成为争议焦点。

12 月 5 日，雅迪官方发布致歉声明，称" 不同版本上市节奏衔接不足、车型设计考虑不周 "，涉事 " 毛豆 " 车型随后在线上渠道暂时下架。

电动车行业龙头要为 " 标准理解偏差 " 向公众道歉，花生看到的憋屈。作为行业龙头，甚至是标准的参与制定者，会冒着得罪消费者、卖不出去产品的风险，犯这种错误？

花生觉得，是代人受过罢了。

那谁错了？

新国标有错吗？无错。强化防火标准、筑牢安全底线，锚定非机动车规范，从初衷到数据支撑，每一点都站得住脚。

老百姓的诉求有错吗？更无错。送孩子上学、日常通勤赶路、快递小哥谋生接单，电动车早已是数亿普通人离不开的刚需载体，这些真实场景本就该被正视。

制定标准的专家有错吗？未必。给企业做过战略的人都懂，若结果早已既定，细则优化、论证落地可行性，往往成了唯一能做的事，难有太多自主空间。一个命题作文而已，能有多大自由空间？

那争议的根源在哪？错的从不是某一方，而是出发点向好、却早已跟不上时代的监管逻辑，与当下市场真实需求的严重错配。

实际上能满足大家出行和外卖特需行业的产品是电轻摩、电摩和摩托车，但没有路权，这是主要问题所在。

真正该直面问题的，是那些脱离民生场景、延续数十年却未及时迭代的滞后规则，是让企业在合规与实用间两难、让百姓在安全与便利间纠结的错位治理，这份歉意，从来不该只由企业独自承担。

40 年前，首张禁摩令落地，拉开全国 200 余城禁摩浪潮的序幕，这份当时看似合理的治理选择，终究在今日新国标电动车的舆论撕扯中，结出了争议的果实。

如今，中国电动自行车几乎成为了全球最独特的自行车，车速上限最快，保有量最大，但最不像自行车。

在花生看来，它就不该是自行车，应该是电动摩托车，应该纳入的是机动车的管理范畴，给予路权、给予监管，给予消费者靠谱的、原厂的、安全的产品，给驾驶人有效、全面的驾驶规范教育。

而不是通过推出一个不符合实际的产品，让企业 " 被迫 " 合规，销售商 " 偷偷 " 改装，消费者 " 违规 " 上路，交通管理部门 " 皱眉 " 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最终变得普遍性的 " 违规、违法 "。

这有害于安全，更有害于监管的严肃性。

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全面落地后的舆情争议，并未随企业致歉、专家回应而平息。

相关主管部门和标准制定专家们连连回应却难平众怒，乃至有网友开始深扒专家名录质疑其调研真实性。

看似一场产品设计的疏漏之争，背后是更深层的行业困局：当 3.8 亿辆电动自行车承担起全国近三成的短途出行量，当大量家庭用它接送孩子、千万从业者靠它谋生。

争议的核心远不是什么 "参数合规"，而是四十年禁摩政策下，被扭曲的出行需求与脱节的治理逻辑。

新国标的初衷本无争议，安全治理确有刚需。

此次新规从材料阻燃、速度管控、部件协同等维度升级标准，明确时速超 25km/h 自动断电、车辆塑料质量占比不超过 5.5%，核心是防范改装限速引发的交通事故、电池起火带来的安全隐患。

数据显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肇事事故占城市道路事故总量增加，大多与超标改装、违规骑行相关，强化监管是应有之义。

但政策落地后的大面积反弹，却暴露了设计层面的短板：专家口中的 " 合规标准 "，与普通人的真实出行场景严重脱节。

有家长直言：家里没汽车，电动车不让带娃，难道让孩子步行几公里上学？快递员吐槽：没有储物空间，一天几百单快递根本没法送；更有用户晒出金属座椅骑行后的腰部不适照片，反问：合规的前提，难道是放弃实用？

雅迪的 " 道歉 "，更像是行业无奈的缩影。

在花生看来，作为深度参与新国标制定的头部企业，不可能对政策条款存在理解偏差。

其推出的 " 单人通勤版 " 车型刻意规避儿童座椅、储物空间等设计，本质是在政策红线与市场需求间的被动妥协罢了，既想抢占合规市场份额，又不得不牺牲用户核心诉求。

而这种合规优先、体验靠边的产品策略，并非个例：目前市面上多数新国标车型，均存在座椅偏硬、功能简化的问题，部分品牌甚至直接取消了后座，彻底沦为 " 单人代步工具 "。

企业的妥协背后，是政策与民生需求的断层。

当政策只盯着技术参数，却忽略了电动车早已从辅助出行工具，演变为承担通勤、接送、货运等多重功能的全能出行刚需，任何脱离场景的标准，都注定难以落地，也必然引发争议。

追溯这场矛盾的根源，绕不开持续四十余年的城市禁摩政策，这才是出行需求被扭曲的核心症结。

上世纪 80 年代起，国内某些特大城市率先以 " 减少污染、保障安全、维护治安 " 为由，出台摩托车禁限行规定，后续全国超 200 个城市陆续跟进，形成大面积禁摩格局。

在汽车尚未普及、公共交通不完善的年代，管理者想当然地认为 " 禁止摩托车就能一劳永逸解决交通乱象 "，却刻意回避了普通市民对灵活、低成本、高效出行的刚性需求。

需求从不会因禁令消失，只会寻找替代出口，这是经济学常识。

电动自行车被迫填补了这一空白。

观研报告网的数据显示，禁摩政策落地后，全国电动自行车销量 3 年实现翻倍，从最初的年均百万辆，跃升至如今的年销量超 5000 万辆。

刚需场景下，车辆改装行为普遍存在——日均骑行超 50 公里的用户，车辆改装比例超四成，主要集中在解码限速、加装电池 / 储物架 / 儿童座椅等，以适配载人载货需求。

如今，中国汽车保有量已居世界第一，但电动自行车的不可替代性仍未减弱。

对工薪家庭而言，电动车无需找停车位、不会堵车，出行成本低，是短途通勤的最优选择；对农村用户而言，电动车适配乡村道路，能承载少量货物，兼顾出行与生产；对快递、外卖从业者而言，电动车更是谋生工具，支撑着城市运转的微循环。

尴尬的是，电动自行车的 " 名不副实 "。

名义上被划归为 " 非机动车 "，按自行车标准监管，实际使用中却需要承载成年人、儿童甚至货物，行驶速度和载重需求远超传统自行车。

这种长期的身份错位，导致了一系列治理难题：超标电动车游走在非机动车道，速度接近摩托车却无驾照约束，既威胁行人安全，又因违章频发引发秩序混乱；用户为满足需求私下改装，进一步加剧安全隐患，形成 " 禁止 - 改装 - 更危险 - 更严格禁止 " 的恶性循环。

在花生看来，新国标试图以"强化非机动车标准"解决问题，本质是用错了药方，病根在"禁摩导致的需求挤压"，而非电动车本身。

解决问题的关键，不该是纠结座椅材质、储物空间的细节争议，而是重构出行工具的分类管理逻辑，让需求回归正确出口。

其一，应明确 " 超标电动车 " 的身份归属，将其纳入电动摩托车管理范畴，实行驾照考试、分数制约、机动车标准监管：符合机动车标准的电动摩托车，在安全性能、速度管控、载重能力上更能匹配用户需求，而驾照考试与交通法规约束，也能有效提升骑行者的规则意识，减少违章事故。

反观当下，大量超标电动车游离在监管之外，既不受机动车规则约束，又远超非机动车安全标准，才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其二，城市管理者应正视禁摩政策的历史局限性，结合当下交通环境、技术发展，逐步放宽合理的摩托车通行限制，让摩托车、电动车、汽车各归其位，分别承接不同场景的出行需求，而非将所有刚需强行挤压到电动自行车领域。

其三，政策制定需兼顾弹性与差异化，针对家庭用户、职业从业者的特殊需求，制定合规的功能标准。比如明确儿童安全座椅的安全参数，允许合规加装；规范储物空间的设计，满足通勤与职业需求，而非一刀切取消实用功能。

事实上，部分品牌已研发出 " 符合阻燃标准 + 可拆儿童安全座椅 " 的车型，却因新国标条款模糊无法合规上市，这恰恰说明技术已能实现 " 安全与实用兼顾 "，政策只需引导适配，而非反向限制。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该脱离实际场景空谈规范，更不该用禁止替代治理、用参数忽视民生。

需求从不会因禁令沉默，只会找错出口；治理的智慧，从来不是一刀切的简单，而是兼顾安全与民生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