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 90 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工作五六年时间，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 " 回扣款 " 动辄上百万，是工资好几倍

◆   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 " 软权力寻租 " 冒头、" 小官巨腐 " 突出、" 犯罪黑数 " 难查等新特点，与 " 流量至上 " 导向、平台 " 软权力 " 失管等关系密切

◆   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挑选合作厂商、决定项目报价等，在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为 " 小官巨腐 " 风险埋下隐患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鲁畅 吴文诩

某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郭某某，职务不高，却手握平台账号的 " 生杀 " 大权。

一年多时间里，郭某某向 4 名主播违规提供快速解封、加 " 白名单 " 等帮助，作为交易，累计收受主播行贿的 300 万元钱款。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郭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罚金 30 万元。

当前，部分知名互联网企业正成为新型腐败重灾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梳理相关案件发现，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 " 软权力寻租 " 冒头、" 小官巨腐 " 突出、" 犯罪黑数 " 难查等特点。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中基层贪腐已成为互联网 " 大厂病 " 突出表现，给企业带来极大危害，建议完善涉企业贪腐法律规范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涉互联网企业腐败专项治理。

收取 " 回扣款 " 是工资好几倍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海淀法院 "）统计，2020 年至 2024 年，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 127 件，涉案金额超过 3 亿元，且近三年案件量呈回涨态势。

核心业务一线员工贪腐比例高。如郭某某一样，部分核心部门员工具有更大的自主决策和行动空间，贪腐行为易发高发。

海淀法院调研发现，业务部门直接掌握和接触公司业务资源和流量资源，职权寻租空间更大。数据显示，127 件案件中涉采购销售、产品规划、渠道运营、内容管理等业务部门贪腐案件共 104 件，占比 81.89%。

工作年限短，犯罪金额巨大。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人员犯罪一案中，杨某伙同另外两名被告人，采用内外勾结的方式在开展商务合作过程中对业务数据进行篡改，虚增合作方业务数据，一年多时间非法获利达 6700 余万元。

据统计，案件中年龄在 18 岁至 45 岁的被告人 185 人，占比 91.13%，犯罪金额 100 万元以上 " 数额巨大 " 的案件占比达 43.30%，个案犯罪金额最高达 6700 余万元。

360 集团内审监察总监张美惠说，一些 90 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工作五六年时间，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 " 回扣款 " 动辄上百万，是工资好几倍。

贪腐行为较为隐蔽。在海淀法院披露的案件中，被告人利用公司系统漏洞监守自盗，通过修改后台数据方式，向不符合资质的经销商发放大额折扣券，在构成受贿犯罪的同时，给公司经营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多位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士对 " 大厂贪腐 " 现象感到担忧。" 企业反腐不仅是风控问题，更是企业生存的生死线。" 新浪公司法务部法务经理高嵩结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说，中基层员工直接接触客户和供应商，掌握具体操作细节，而管理者难以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信息不对称问题格外突出，贪腐行为难以察觉。

新动向暴露新问题

在涉某头部平台内部人员受贿案中，两名被告人分别任部门普通员工，负责平台热搜提报。二人在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钱款，将他人指定的未达到登榜等级的明星词汇、话题等内容推上热搜榜，每条热搜推送收取好处费 1000 至 2000 元不等，不到两年时间内受贿 58 万余元。

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 " 软权力寻租 " 冒头、" 小官巨腐 " 突出、" 犯罪黑数 " 难查等新特点，与当前 " 流量至上 " 导向、平台 " 软权力 " 失管等关系密切。

软权力失管，流量经济衍生 " 流量腐败 "。海淀法院副院长贾柏岩介绍，案件中出现有被告人为他人在平台入驻、内容评级、热搜提报、加 V、解封和封禁账号、流量倾斜等事项中提供便利，为他人获取隐性准入和竞争优势，收受他人钱款的新型 " 平台权力寻租 " 受贿方式。

据案件统计情况显示，利用平台 " 软权力 " 实施贪腐行为的案件数 39 件。" 对于‘平台软权力’的管理，目前多处于行业自治状态，外在监督不足，进而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 贾柏岩说。

" 短链路决策 " 机制现漏洞。在涉某平台案件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其负责网络运维、设备选型、测试、验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供应商提供帮助，收受对方给予的好处费 500 万元，以市场价格一倍的合同价格，与并不具备产品研发能力的供应商签订无固定期限设备供应合同。

受访者说，该案被告人掌握公司专业基础设备的准入决定权和实质选用推荐权，权力集中却缺乏监督制约。

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说，互联网企业通常采用扁平化管理、短链路决策的 " 去中心化 " 内部权力分配模型，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挑选合作厂商、决定项目报价等，在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为 " 小官巨腐 " 风险埋下隐患。

取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可能存在 " 犯罪黑数 "。调研中记者发现，大量互联网贪腐案件积压时间较长，随着数据更新和信息更迭，大量证据线索难以查找，加大了案件侦破难度。数据显示，127 件案件中，大量案件超过 3 年案发，超过 5 年案发的案件 25 件，超过 10 年案发的案件 3 件。

由于案件整体积压时间较长，取证对行为人口供和配合度依赖较高，但部分案件被告人在事发后已从原公司离职，且多数贪腐犯罪行为是通过匿名举报方式进入监察部门视野，可能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

" 刑事诉讼程序中需配合司法机关，维权成本大，有的企业在发现内部腐败以后，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徐进说。

合力构建反腐保障

受访人士建议，探索构建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制度体系，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完善外部制约，构建企业反腐法治保障。贾柏岩建议，进一步完善涉企业贪腐法律规范体系建设，细化法律规定，明确定罪量刑，统一裁判尺度，完善涉案财物处理机制。更新办案思路和技术，合理界定立案标准，切实做到公、私权益平等保护，并加强线索核查、取证固证技术手段，靶向解决 " 互联网 +" 时代新型贪腐犯罪在案件侦办中的难点问题。加大对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的惩处力度，将审判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协助企业做好犯罪源头治理和防范工作。

提升互联网企业全链条内部反腐治理体系。北京市人大代表、完美世界文化董事长王雨云表示，互联网企业的业务管理模式更为扁平，但规范化建设不能省略，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要建立 " 治理架构、制度建设、管理机制、文化环境、外部协同 " 的全链路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互联网企业廉洁体系构建，形成更加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全面提高企业反腐败能力。企业要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风险识别与防控，形成 " 风险可见、响应及时、处置有效 " 的管理能力，司法机关也可以探索利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破解 " 立案难 " 问题，坚持科技赋能，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完善技术手段强化廉洁风险智能监测。

刊于《瞭望》2025 年第 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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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潘燕

编辑｜喻千桓

核校｜谈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