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巢族（Boomerang Generation），指因经济压力、社会变迁等因素继续在或返回父母家里居住的成年人。在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30 岁以上的未婚青年与父母同住的现象不在少数，且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在疫情后，返家潮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在韩国，韩国保健和社会事务研究所在 2022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 岁至 49 岁的韩国成年人中，29.9% 与父母同住。在美国，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后，25 岁至 34 岁的成年人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达到历史新高，随后几年这些回巢族有近三分之二选择了继续留在父母家中生活，其中亚裔对此的接受程度最高。

在日本，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8050 问题 " 愈发严重。所谓 "8050 问题 "，即 80 多岁的高龄父母与 50 多岁无业、蛰居的子女同住的社会现象。日本有超过 100 万蛰居族（日本内阁府 2023 数据，具体为 146 万），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引发了不少社会悲剧。

在中国，这股趋势同样明显，甚至更具复杂性。由于房价在过去二十年里不断攀升、一线城市房租令青年人难以负担、疫情后经济收入趋于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成年人，甚至是 35 岁以上的 " 成熟青年 "，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方寸屋檐之下生活。

过去，35 岁以上的青年、中年人选择与父母同住往往是出于上一代人的养老需求，但在返巢现象越来越明显的当下，经济层面的退守、对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依赖、对于父母情感慰藉的需求，都在让年轻人离开家生活变得越来越难。

" 平稳 "，是林倩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状态的概括。每天下班后，在公司楼下乘坐上海一号线地铁，13 站就能回到自己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家。回家后，她无需思考点什么外卖，也不用自己下厨，父母早已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林倩的卧室不大，放着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墙上有几处不干胶的痕迹，那是她中学时代在墙上粘贴电影海报留下的。

林倩出生、成长在上海，高考后填的大学志愿前几位也都是上海的学校，毕业后顺理成章留在了家乡工作。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林倩的爷爷奶奶留下的，也是她家唯一的房产，她从出生到现在 35 岁，几乎一直生活在这里。

与林倩同样选择长期与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陈雯雯，在经济上要宽裕许多。生活在一座新一线城市的她，硕士毕业后三年，父母就付了 80% 的首付款，为她买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在她原本的计划中，等待交房、装修，最多三年后她便能搬去新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一等便是八年，直到 36 岁这一年，她仍然像刚毕业时一样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精装修交付的新房已经转手了三任租客。

在林倩和陈雯雯的讲述中，与父母同住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不用下厨做饭，36 岁的陈雯雯连家里的电饭煲都不太会使用；父母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无论是拖地、洗衣服还是收拾房间，林倩都很少需要操心。

矛盾也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中逐渐产生。今年 38 岁的孙飞是自由职业者，毕业回到家乡后，他就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但自由职业者相对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和长时间的居家工作让他和父母的矛盾在这两年变得愈加明显。孙飞不希望父母在他工作时打扰他，父母则觉得他熬夜、晚起的生活习惯不健康，再加上孙飞一直没有谈恋爱，催婚问题也成为了家里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 每次吃饭如果聊到结婚生小孩的问题，我们都必然会吵架。他们会搬出自己同事的小孩，说人家年纪比我小都结婚了；我最开始还假装没听到，久了也忍不住会和他们吵。" 最让孙飞难受的是，每次吵完架他只能躲回自己小小的卧室里，连一个随心所欲发泄情绪的地方都没有。

在读大学时，林倩也幻想过毕业后自己一个人独居生活的图景。没有门禁、没有父母的约束，每天下班后可以自己决定晚餐的选择，吃完饭后自己窝在小床上刷剧，周末和朋友出去玩也不必和家人报备，但上海高居不下的房租打破了她的幻想。

作为文科生，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薪水为税前 7500 元，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不到 6000 元。公司在市中心，热爱各类文艺活动的她也并不愿意住到松江、闵行等郊区，" 大学时候每次进城看个画展就得坐两个多小时地铁，太痛苦了 "。刚入职时，她尝试过在市区内找房，但哪怕是 20 平左右的老破小，一个月的房租也得 3000 元左右，再加上生活开销，一个月的工资一分钱攒不下不说，可能还需要父母资助一些才能勉强生活。

同样因为经济因素回到父母屋檐下的还有孙飞，作为自由职业者，他的月收入一直不算稳定，有时两三个月都无法收到甲方的打款。经济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独居租房的房租就成为了生活中难以承受的负担。在这时，父母递出了 " 回家生活 " 的橄榄枝，几乎没有犹豫，孙飞便选择了回到父母家。

" 我是在毕业两年后选择了搬回家住，现在看来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 2020 年以后我的收入更不稳定，如果没有回家住的话，可能经济情况会更加糟糕。"

在经济退守这一主要原因之外，年轻一代在心理上对于原生家庭和父母照料的依赖，也成为了他们最终选择与上一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重要原因。与林倩、孙飞不同的是，陈雯雯的父母早早就为她购置了房产，但她却一直没有强烈的独居欲望。

装修是独居的第一块绊脚石，一想到从建材到施工团队再到家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自己来决定，陈雯雯就觉得头疼，更不用说还需要操心防水、房屋布局等更现实的居住问题。" 哪怕把一切都外包给装修团队，周末和晚上也需要时不时去检查，工作时间还得偶尔请假去监工。"

比起投入一年的时间来装修新房，当下舒适、便捷的生活让她相对满意。她从来不必担心每天的早餐和晚餐，餐桌上总是按时摆好她最熟悉的味道；脏了的换洗衣服只需要洗完澡后扔到洗衣机里，隔天便会干净整洁地出现在卧室衣柜里；房间的地板每天都会被妈妈拖上一遍，不会像大学宿舍一样落满积年累月的脱发。

比起装修或动线设计的复杂，更阻碍陈雯雯搬出父母家的，是这种被温水煮熟的依赖感。她的生活在 " 无需努力也能维持 " 的状态中不断延展。每一次被父母做好的饭菜叫去吃饭、每一次自动收拾干净的衣物，都是一种暗示——你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35 岁的她，早已拥有独立生活的经济条件，却迟迟未能迈出那一步。不是她无法独立，而是她逐渐丧失了独立的理由。

" 对于我这种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来说，在家住只是吃饭这一点就有独居无法代替的优势，毕竟每天吃外卖谁也受不了，而我自己做的饭真的很难入口。"

在全球范围内，住房成本飙升和严峻的就业现状成为了驱使青年人搬回爸妈家生活的最直接原因。在过去，中产家庭往往会通过为下一代购买房产实现传统代际财富转移，但随着中产资产的缩水，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为子女购置房产的经济压力增大，子女回到原生家庭寻求庇护成为了更经济实用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 家 " 这一概念从单纯的 " 情感归属 " 逐渐变化为一种可靠的生存保障与避险资产，是年轻一代最节约生活成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减少了在上海租房、吃饭这一大笔生活开销，林倩的存款数额比同龄人多了不少，这也让她在基础生存之外能够比较频繁地旅行、参与文艺活动。

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真正的独立越来越像一种 " 有钱人游戏 "。高房价与停滞的薪资结构、情感关系难以建立的社交现实，共同塑造了 35+ 青年人在社会系统中的孤立处境。家，成了一种被动的避风港——不仅是经济危机下的临时落脚点，更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默认回撤机制。而这种 " 被动的选择 "，往往更令人压抑：它揭示了成年人对自我生活掌控力的严重缺失。

鲍曼的 " 液态现代性 " 理论指出，社会不确定性催生安全需求，家庭通过提供餐食、稳定作息等秩序感以缓解青年焦虑。在社会福利保障有限的情况下，面对系统性风险，个体退回童年依赖模式以抵御风险，原生家庭恰好在此时成为了稳固的防波堤。在孙飞看来，作为单身的自由职业者，他缺少职场的社交与社会角色带来的认同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孤独感，这种情感补偿与支持对他而言同样十分重要。

但看似稳固的生活中，细碎的矛盾却如针一般刺痛着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最显性的冲突是两代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林倩的工作经常会熬夜，周末通常会补觉睡到中午。父母虽然不会进房间来叫她，但在客厅里大声说话的声音常常八九点就会把她吵醒，让睡眼朦胧的林倩忍不住出门发脾气。

"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吵过无数次，但是他们真的改不了，还每次都骂我熬夜和睡懒觉不健康。" 更让林倩无奈的是，已经 35 岁的她回家还有门禁，每次和朋友、同事出门吃饭聚餐都得赶着父母锁门前回家，不然她就会收到一连串的电话轰炸。

孙飞作为自由职业者，在父母眼中几乎等同于无业游民，没有单位、没有编制、没有固定薪资，" 他们觉得我就是个打零工的 "。每次发生争吵时，父母总是搬出这一点，" 他们就会说，你天天没工作，住在家里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类似的话孙飞听了无数次，心情已经从最开始的愤怒变成了如今的麻木。" 我有段时间会每个月交 1000 元的生活费，但交了他们还是觉得我是在啃老，那不如不交。逢年过节给他们发大红包，亲子关系还会和谐一些。"

主动选择回到父母家生活的陈雯雯对生活也不是完全满意，她偶尔会想要在家里点点外卖，吃一些炸鸡、麻辣烫之类被父母视为 " 不健康 " 的食物；听着父母时不时的催婚，她心中时常觉得厌烦；回家时手中拿着追星买来的周边谷子时，父母的不理解与唠叨也会让她忍不住反驳几句。

" 他们每次蛐蛐我买东西，我就直接回，我用自己的钱买的，你们别管。"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为何不尝试搬出去独居呢？我将这个问题抛给陈雯雯，她告诉我，比起当下的生活，部分自由、隐私权的让渡是可以接受的。她想象过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搬出去住，但一想到辛苦加班回家，还得自己下厨或是独自等待外卖，她就觉得还是现在的日子更舒服一些，" 回家吃完饭就能躺卧室里刷手机、追星，不爽吗？"

" 催婚这样的矛盾，也不会因为我从家里搬走就消失，顶多就只是降低一下频率而已，所以我不觉得独居是解决我和父母矛盾的终极解法。"

一旦回到过父母构筑的港湾，想要离开便需要加倍的决心与努力，心理上对于父母依赖的戒断也并非那么容易。

两年前，林倩通过跳槽实现了涨薪，出于对独立生活的渴望，她在上海梧桐区花了近 4000 元租了一个老破小。自由的滋味在起初显得无比甜美，周末想在外玩到几点便可以待到多晚，下班回家后可以点自己想吃的外卖；林倩给出租屋换了遮光的窗帘，周末能一次性睡到下午一两点。

戒断父母照顾的阵痛很快便在生活中显现出来，长期生活在父母的照料之下，独居所需要处理的琐事远比她想象得要多。好不容易等到的休息日被琐碎的家务劳动侵占，洗衣服、晒衣服、扫地、拖地，无数小事堆叠在一起，让林倩无心再在周末出门社交，只想瘫在床上休息。

" 有天晚上我洗澡的时候，突然没有热水了，手忙脚乱地用手机一查才发现，燃气费没了。我租的是上海的老小区，要找物业才能代缴燃气费，最后只能用冷水把头发上的泡沫冲干净。"

一年后，房租合同到期，林倩试探性地问了一下父母的意见，没想到她一提出这个问题，父母便劝她继续回家住。仿佛顺水推舟一般，林倩选择了继续回到父母家生活。

在过去，大龄单身青年如果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难免会被打上 " 啃老 " 的标签，被视为 " 失败的成年人 "，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 啃老 " 的标签逐渐被 " 多代互助经济共同体 " 这样中性化的描述所取代，与父母同住也不再具有负面意味。在陈雯雯的观察中，自己身边的同事也有不少在最近几年选择搬回家和父母同住，有的是为了节省房租，有的是希望父母帮忙承担育儿责任，有的则是回到家中更好地照顾年迈的父母，这样的转变也使得像她这样一直住在父母家中的人减少了心理上的耻感。

" 以前我很少和他们说我一直住在父母家，现在有时候他们还会来找我问怎么和爸妈天天住在一起还不大吵架。"

但深层的不适依旧存在。在 35 岁这一年龄段，当许多同龄人已为人父母、购置房产、组建家庭，那些仍居于父母屋檐下的人，必须时常应对 " 你的人生为何还没开始 " 的自我质疑。这种心理断裂，让 " 回家住 " 既像一种退路，也像一次自尊的慢性消耗。

当 " 家 " 从单纯的情感港湾变为经济不稳定时期的生存方舟，35+ 青年人的归巢选择，或许是当下社会里个体与系统的深刻博弈。他们以代际互助抵御经济寒潮，林倩的存款因免于房租而丰盈，陈雯雯的舒适区因家务代劳而稳固，孙飞则在父母屋檐下避免了自由职业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同时，当 " 独立生活 " 从人生必经阶段沦为奢侈品，长期低挑战环境会降低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阈值。在日本，"8050" 问题的出现导致许多青年人、中年人因长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缺少稳定的社会关系，与外界交流逐渐变少，导致性格变得乖张，引发了多起杀人事件。

回巢族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家庭既是抵御风险的防波堤，也可能成为能力退化的茧房。避免悲剧的出现需要个体的努力，也少不了社会提供支持，让屋檐下的共生成为选择之一，而非时代留给青年一代的唯一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