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段昕彤｜编辑：张汩

在遥远而神秘的青海玉树高原，一场关于声音与梦想的寻觅之旅悄然启程，这便是纪录电影《一和多》所呈现给我们的非凡画卷。

随着镜头的推进，观众仿佛也置身于那片被雪山环抱的净土之中，见证着导师们如何一步步深入雪山腹地，遍访那些散落在高原之上的学校。在那里，孩子们的笑容如同高原上的阳光般灿烂，他们的歌声更是清澈如水，纯净无瑕，仿佛能直接触达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导演周洪波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这场寻找好声音的旅程演绎得既真实又充满诗意。在高原四季的轮转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感受到了万物生长的勃勃生机。

本片入围 FIRST 青年电影展后，来自玉树藏族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也来到了西宁影展现场，为观众们带来了天籁之音。

凹凸镜 DOC：您最初接触到这个项目的契机是什么？是什么打动了您决定加入去创作这样一部影片？

周洪波：我觉得缘起其实蛮重要的，应该说前面有几年，我一直在解决试图一个困惑，我为什么要拍纪录片？很多时候拍纪录片可能是工作驱使，但如果只因为工作驱使的话，它就不那么有价值；而且我们去拍摄别人，某种程度上是去整理别人的生活，然后形成自己的片子，我凭什么去拍摄和整理别人的生活呢？那么这种整理的目的又是什么？也就是说拍摄的正当性在哪里？它涉及到一个很长时间的自我拷问和自我怀疑，我甚至有时会延伸到我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经历了很长时间学习和调整，我意识到，我的拍摄和他人的被拍摄是处于一个整体当中，我们是一样的存在，彼此在本质上的同一。因此我才有理由去拍摄他们，并且获取他们的生活意义，以及去推广给更多的观众。也就是我、我拍摄对象、观众三者之间是一体的。在此之上，我觉得我拍摄纪录片才是有必要的。

在理清这些关系之后，我碰到了《一和多》这个项目。制片人告诉我，他们想要去寻找藏地爱唱歌的小朋友，去组成一个合唱团唱歌，去讲这样一个故事，问我愿不愿意去加入。其实我过去的拍摄地经常是江浙沪地区，开玩笑地说，我是个包邮区创作者。藏地的拍摄并不是我的舒适区，我仅仅只是在 2016 年拍摄纪录片《雪豹》时探访过那里。

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有一种非常大的震撼，我第一次从城市、从平原、从汉文化被放置到一个非常辽阔的天空、高原里面去观察人、观察生活。但因为上次的主题是拍摄野生动物，拍完后我意犹未尽，我向往去深入地了解这片高原上生活的人、向往与他们构建更深的链接。所以制片人和我沟通的当晚，我就决定加入了，我抱着一种想与更遥远的人交流和获得不同感受的心态再度前往高原。

凹凸镜 DOC：《一和多》这个名字是否与您对于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和状态有关系呢？

周洪波：关系特别大，因为《一和多》这个名字是在拍摄过程当中蹦出来的。我们选择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拍摄方法，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强调镜头的语言不能是猎奇的，而且不能过度地去渲染这个地方多美好，不能将它制作为明信片式的展览。

有一天在玉树囊谦的吉曲小学，我们拍摄完一组小朋友的唱歌，那天的几个小孩唱得特别的好，有一个叫昂旺达曲的小孩，他的歌声将在场的好几个老师听哭了。那天傍晚我在小学操场漫无目的地走路，激动地想着为什么我们会被打动，突然哲学里所说的 " 一和多 " 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名字只能叫它莫属。

这些孩子的声音和他们的脸庞是那么单纯，它所以能击中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拥有过纯粹，相反，我们曾经完整地拥有过，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奔劳中，渐渐地失去了它，甚至已经被遗忘。孩子们用质朴、纯粹的歌声，在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那就是简单如 " 一 "，这个 " 一 "，将我们碎片化生活的 " 多 "，全部都还原了。我们为它所打动，其实也是在发现清澈的自我的过程。

另外，从时间上，孩子们站在这里，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带着古老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站在我们面前唱歌。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也是接续着前人的轮转。这个 " 一 "，是面对藏人的过去以及未来的 " 多 "。这一点，片中那个藏族的清洁工阿姨，用她的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完美地做了解释。

凹凸镜 DOC：《一和多》这个名字确实如您所说，很简单，但能给观众很多去联想的空间。除了在名字上的哲学考量，影片中有很多美学和哲学意味强的画面，为何想要呈现这些画面？

周洪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上对异域时间的认识，在近 4000 米海拔的高原上看世界，时间变得非常悠长。我们想要呈现这种悠长，于是确定了要极简的方式去呈现。其实最初我们只考虑了到学校拍摄，以小朋友唱歌为主要视觉，方法是有自我束缚性的拍摄，沉浸式凝视这些孩子。但这个影片的有意思在于它是自己延伸和发展。源于老师们家访的任务，我们的拍摄又从学校走向家庭，我们将务求简单的风格也延续过来，但是增加了空间流动性，将藏民的生活更丰富地呈现出来。

还有一个客观性的原因。拍摄组其实都不来自高原，因此我们不是那么善于奔跑，善于挪腾机位的。之前在拍摄雪豹时，我们为了寻找它的踪迹，每天在大山里跋涉，剧组特别的劳累。我跟摄影师赵礼威说：" 你们少跑，第一天兴奋跑多了，你第二天高反，第三天你就躺平了。" 这个客观原因也决定了我们要用简单的手法呈现它的丰富性。

很有意思的一件小事是，拍摄的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全剧组都会聚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坐在一块儿观摩阿巴斯的电影，看《24 帧》、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等等，集体理解怎么样从简单里面获得丰富，这个学习过程也对我们有很多帮助。

凹凸镜 DOC：所以整个结构它其实不是线性的，它有抽离、跳脱，也有很多的延伸，它并非完全是设计好的，而是在拍摄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的。

周洪波：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学校部分的风格是一种设计，它必须是这样呈现。家庭的部分是逐次展开的，歌者桑公的讲述甚至是始料未及的，他是我们的司机和向导，但是我们过去从未能了解过他的故事，山路遥遥，在车上闲聊的过程中我才得知他的人生故事和歌声如此息息相关，他给予了我们另一条线索，我就非常临时地决定也要拍摄他，他进入我们镜头里面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惊喜。

凹凸镜 DOC：影片主要是关于合唱队的选拔，场景、内容可能相对单调，会担心稍显无聊吗？在拍摄和剪辑上有做例如口述史或戏剧化等等的处理吗？

周洪波：其实没有想过做口述史或者戏剧化的处理，这个拍摄和剪辑的设置几乎是源于我内心的很强烈的感受。实话说，我喜欢纯粹的观察，尽量排除自我之镜的观察，或许会导致单调。但是我相信，只要真诚表达，一部电影总是能抵达到懂得它的观众那里。

但我还是决定要用有些单调的方式去呈现孩子们的歌声，我觉得这些歌声不需要任何手法，我只是纪录者，他们唱出来的时刻被完整地纪录下来，已经足够让人受到感染了。在初剪过后，剪辑师廖庆松老师和高鸣加入进来，我已经做好了他们会改变这一结果的准备，但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廖庆松老师说，他慢慢地完整看下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确定是哪个瞬间，他感觉到他的精神被洗礼了。这些单一的画面叠加起来产生了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我们相信这种力量是可以感染到观众的。

凹凸镜 DOC：作为观众，我个人看完后也感受到整部电影像是雪山上的泉水一滴一滴落下来，不知不觉就走进电影中了，眼眶就红了。我们继续聊聊拍摄的过程。在这趟拍摄的旅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自然、语言等等的困难？

周洪波：最大的障碍首先是拍摄计划的安排。因为玉树自治州地域广袤，从这一家到另外一家，通常都需要翻山越岭好几个小时，抵达之后只能拍摄一点点时间，就要往回赶，否则在天黑之后回去很可能会迷失在高原上。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场拍摄时五感全开，全神贯注拍摄发生的一切，去拿到高质量的素材。还有就是前面提到身体的情况，高海拔很容易引起高原反应。

另外在语言方面，确实会存在问题。过去我看伊文斯分享他的拍摄经历，他提到过拍摄中国的纪录片时一开始会感到害怕，不知道没有语言的沟通怎么去拍摄，后来他理解到，他可以通过观察被拍摄对象的面孔、聆听他们说话的节奏去感受他们在说些什么，再结合现场的环境，一种新的沟通就形成了。

所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在学校的拍摄部分大家会尽量说普通话，翻译也能及时和我、和摄影师沟通。到藏民家庭拍摄时，沟通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语言交流根本不可能，我和摄影师来不及听翻译说的，就必须要沉入现场的感受中，去感受他们的语言结构、家庭关系结构，去观察他们的眼睛朝哪看，他们的呼吸停顿，然后去进行及时的判断和跟拍。

要特别感谢德格才让，他作为声音监制，帮我们把所有孩子的歌曲都梳理了一遍，让我们从茫然中了解了很多藏歌的来龙去脉。而且他为电影设计了很多的声音，这些声音有些是藏语来表现的，增加了特别的氛围感。片尾的藏语歌曲，也是德格他特别为本片制作的。

凹凸镜 DOC：在学校的拍摄和剪辑部分，其实选合唱团时来了很多同学，在最终的呈现时是怎么选择画面的呢？除了音乐的版权之外，还有其它的什么标准或是原因吗？

周洪波：这个其实很难选，我们拍摄的时候一天可能就拍了一两百个人。拍的时候很累，选的时候其实就更累了。我一开始的选择方法是一个一个地看完，但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娃娃们的脸都重叠在了一起，这个办法完全不行，只好重新来。我的第二种筛选方式是：快进着看，凭感觉，用直觉的第一印象标记出一些孩子；然后再全部盲听，用听的第一感觉留下一些孩子，这两次选择的画面里有重复的、并且版权许可的，就是最终剪辑的画面。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挑选，其实也是借助于我和拍摄的孩子们之间的心灵互通。

凹凸镜 DOC：回到影片的部分。影片承载着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关于生命和希望。而您的处理方法是非常平静的，像是聊家常一样的，影片如何平衡与自然地展现过去的伤痛与现在的希望？

周洪波：其实我在拍摄过程中总是会被感动。他们对于死亡和新生的聊天是非常自然流露的，在聆听他们对死亡和新生的观念时，一种很强烈的神性包裹了我，它不止是个体的自由意志，更是一种集体的精神。谈论这些的人，他们不是哲学家，他们不是专业的学者，而是天然地和天地对话，和灵魂对话的人。死亡于他们而言是必然之事，是不值得惧怕的，生命中的不幸他们无比平静地接纳。这种生命观传递到他们的生活中，再在歌声中被传颂出来。

我很感动，但这种感动必须用克制的镜头语言去表现，我们要用更大的空间能量去匹配他们讲出来的话语。

凹凸镜 DOC：在影片中，孩子们的歌声不仅仅是音乐本身，更承载着怎样的文化与历史意义？您希望通过这些歌声传达给观众怎样的信息或情感？

周洪波：歌声能传达出来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样和复杂。这些歌声其实是对当下的藏文化的生态的一个完整的展示，也隐约透露出一个困境，传统的山歌被选择演唱的不多了，更多的是流行歌曲，那么传统的保存和传承又该怎么办？

我们做这样一个纪录片，努力向人们传递情感和思考，这可能是人类学纪录片存而不论的一种方法。拍摄者当前还没有能力去提出解决方法，但可以通过影片给观者提供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空间。

监制梅峰说这部电影的表面线索是寻找，但它的内在是关于灵魂的安置，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

凹凸镜 DOC：最后想请您从导演的角度向大家推荐一下《一和多》这部纪录片。

周洪波：我想说，这是一个用清澈的歌声来展示高原上藏民族的丰富生活的电影。

我想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整体的世界里，当我们的生活被技术社会一点一点分割成无数个琐碎的工种、程序或者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割裂的。在我们很少想起我们本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时代，我希望观众在看《一和多》的时候，能感受到片刻的自然和平静。在简单中感受到丰富、在丰富中体会单纯，感受到我们彼此之间的链接，感受到我们几乎要遗忘的，属于我们的整体性。

凹凸镜 DOC：影片中的大地上，有很多人唱了很多歌，很多的歌声汇聚到一起，成为了一个自然的声音，我们为这个声音感动。谢谢您，期待《一和多》的上映。

导演 周洪波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他先后拍摄了几十部纪录片和多部故事片，并走过各种国际电影节。

2014 年剧情片《冬蝉》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展映；2006-2007 年纪录片《董家渡》入围荷兰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和法国 FIPA 电影节、中国纪录片协会最佳导演奖、入选 2006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2004 年《绛州锣鼓》获得亚洲电视奖突出贡献奖，同年获选美国 Discovery 频道亚洲新锐导演。

曾担任 Discovery 中国频道 " 亚洲新锐导演 " 选拔评委和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复审评委。

凹凸镜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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