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玉婷

编辑｜刘鹏

"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机遇，我们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0 月 17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第二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表示。

谈及人工智能发展，他认为，当前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但两国选择了不同路径。美国走资本密集型道路，中国则以算法为基础，更多通过人力资本投入研发人工智能，反映的是各自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 但无论怎么样，都是在世界最前沿，充满不确定性，充满风险。" 林毅夫表示，相应的金融制度安排必须能够动员资本、分散风险。" 直接融资比较合适，包括股票市场、风险资本，也包括政府的引导资金等。"

他强调：" 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结构必须适配实体经济的结构。"

林毅夫表示，发展中国家在处于追赶阶段时，大部分技术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获得，风险相对较小。这一阶段，银行等间接融资方式比较合适。对于劳动密集型、规模较小的企业，地区性中小银行通常更适合提供服务。

但中国已有一些产业从追赶走向领先，金融安排也需要适应这些产业的需要。

如何理解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选择？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产业及其采用的技术，取决于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则需要适配产业与技术的需求。

" 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好，最好的方式是遵循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按照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 他表示，发展中国家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需要积累资本，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同时，还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

在他看来，技术创新并不只有自主发明一条路径。对于处于世界前沿的产业，技术创新需要发明新技术；对于仍在追赶的产业，也可以利用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

" 如果要提高生产率，当然要技术创新，这是共性。但是创新的方式会有差异，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创新的方式会不一样。"

怎样让遵循比较优势成为企业家的自发选择？林毅夫认为，需要让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反映其相对稀缺性。" 能够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将来也许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计算出来。但到目前为止，唯一能依靠的还是市场竞争。" 他强调。

因此，他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竞争性的市场。但经济发展涉及进入新产业、采用新技术，这一过程也会出现市场失灵。

他以先行企业为例表示，先行者比追随者承担更多风险。如果失败，需要承担全部成本；如果成功，其他企业跟随进入，竞争又会使其只能获得平均利润。

" 失败的成本跟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等的。" 他说，" 如果大家都等，就不会有人进入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经济就停滞了。"

此外，即使企业选择的产业和技术合适，也需要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这些问题需要协调，企业自身难以解决。

" 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 林毅夫认为，政府需要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让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

谈及产业政策，他表示，不同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同，政府能够调动的资源和执行能力也有限，因此需要有选择地使用资源。

" 政府必须战略性、策略性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把潜在比较优势变成实在的比较优势。" 他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必要工具。

林毅夫表示，过去相当长时间，产业政策受到经济学界反对。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实践，产业政策又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 这是一个我们有条件，而且应该引领国际讨论的领域。"

在交流环节，谈及经济理论研究，林毅夫表示，理论不仅要解释现象，还要能够指导实践。如果无法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或不能帮助实现改善社会的目标，就需要反思现有理论。

他认为，现有主流理论主要总结自发达国家经验，包含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直接照搬可能出现 "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 的问题。

" 我们必须了解存在于中国的现象，不管是问题还是机遇，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根据这个认识，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 林毅夫表示。

第二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