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我待得最久的两个地方，美国中西部，中国云南。

2025 年 7-8 月，我花了 30 天左右，从美国洛杉矶出发，前往芝加哥、密尔沃基、休伦、底特律、代顿、东圣路易斯、春田等多个城市，自驾横穿 8 个州，4000 多公里。11-12 月，我花了 50 多天，自驾 + 其他交通，走遍了整个云南的地级市和州。

这两个地方听起来没啥关系，但因为一个热门话题 " 斩杀线 " 关联在一起，" 斩杀线 " 本是一个游戏术语（指血量降到一定程度，会被直接秒杀），现在成为一个社会学名词：在美国，一个工薪阶层或中产阶级，很容易因为一场病或承担不了的房租，堕落成一个流浪汉，两者之间只隔着一道极窄的红线。

而在云南与西藏交界的村子，我见识到了什么叫扶贫，整个村子的房子由官方修建，免费赠予村民。只要有人的地方，哪怕只有一个人，都会有水泥路。离开家乡去打工，路费报销。这背后的本质，是中美对待贫群体和个人破产的不同态度。

为什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会像中国不计成本地大规模扶贫呢？这是历史、文化、制度的差异性造成的。

加州是美国第一富裕州，人均年 GDP 超 10 万美元（70 万人民币），名义 GDP4.1 万亿美元（28.7 万人民币），相当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加州的洛杉矶，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城市之一，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包含洛杉矶市、Long Beach、Beverly Hills 等。人口约 1000 万，年 GDP 约 8000 亿美元（5.6 万亿人民币）。如果洛杉矶县是一个国家，经济规模接近土耳其或瑞士。

我在美国，最大的两个冲击，一是美国芯片 AI 等新经济的活跃，这个优势必须承认，第二就是他们的流浪汉群体（homeless）。前者造就了世界首富，后者可能性命难保。加州的流浪汉，是全美最多的。加州（包含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流浪汉人数约为  18.7 万人，占全美总数的 25%。其中洛杉矶市流浪汉约 5 万人，最密集的是市中心的 Skid Row，约 5000 流浪汉，长期居住在这里。

为了搞清流浪汉群体，是否真的那么夸张，我在洛杉矶，打了一辆 Uber 前往 Skid Row，开车的司机叫 Manan，是一位女士，开着一辆雷克萨斯，车里挂着十字架。她刚开始表示，自己并不想去市中心，置身那个街区会很不舒服。但我承诺，她不用下车，全程计费，结束时在总车费的基础上，至少支付 50% 的小费。她才答应了。

据说警察已经清理过 Skid Row 街区了，但现场依然满目疮痍。满大街都是站着或者躺着的流浪汉。Manan 说自己不喜欢这些流浪汉，但同时她强调这些人，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和权利。她赞同教会、政府等帮助他们，虽然政府用的是她们交的税。

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美国的薪水那么高，人工那么贵，政府也有医保，还有各种保险，以及企业和教会慈善机构，为什么工薪阶层那么容易破产，甚至流落街头？很多没去过美国的人，甚至怀疑这是故意抹黑美国。

以洛杉矶市一名餐厅服务员为例，她叫 AMA。餐厅最低时薪约 16.9 美元（118.3 人民币）。如果每周全职工作 40 小时（往往不止），加上小费年收入约 5 万美元（35 万人民币）。

在加州，年收入 21597 美元（15.1 万人民币）以下，可以享受白卡医保，看病不花钱，但好医院不接受白卡。年收入一旦超过这条线，哪怕是 100 美元（700 人民币），立马取消白卡，要求你自己购买市场化的医保，大概每年需要 4000 美元（2.8 万人民币），但医保有免赔额。如果是单独租一居室的房子，连同停车费管理费吃饭等，月开销 3000 美元（2.1 万人民币）左右。

如果每月薪水加小费税后 4000 美元（2.8 万人民币）。每个月基本所剩无几，加上美国人大多没有储蓄习惯。很容易接近了 " 斩杀线 " ——生一场病或车坏了，没钱付下月房租，就面临被驱逐的风险，流落街头。

在加州，这时可以寻求官方和民间的帮助，包括床位（不稳定）、食物、毛毯、卫生用品、食品券（EBT）、基础医保等。如果是美国公民，每月能拿到一些现金。但如果要去找稳定的工作，几乎都会要求稳定住处，大概率只能找冷库搬运、后厨洗碗等辛苦工作。

如果有了工作，开始有正式收入，哪怕最差的工作，经济上还没完全缓过来。但很多政府福利会被削减甚至直接取消，可能工资都还没发，福利先没了。这就是常说的 " 福利悬崖（Benefit Cliff）"，因为美国福利体系是临时救急，不是长期补贴。这样会有一个怪圈：有些找到工作的人的整体情况，反而比不找工作吃救济的更差。于是有些人，干脆摆烂了，长期当流浪汉。

云南秋那桶村，位于云南和西藏交界处，是云南去往西藏的最后一个村子，隶属云南怒江的丙中洛镇。再往前走 20 公里，就是西藏。这里是著名的丙察察线起点。这个小村子全部 305 户，人口约 400 人左右，年产值不详。

怒江州是中国最晚脱贫地区之一。秋那桶村是当地非常贫穷的一个村子，村名的原意是 " 水不好的地方 "，因为牛羊喝了村里的水源，都变得很瘦或死亡。但是，在官方的扶贫和帮助下，经济得以发展。

一家大型的央企，承担了对口扶贫的任务，帮助村民修房、修路，建路灯，秋那桶村有很多村民的房子，是二层小楼，是官方免费修建，并赠送给他们的。

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村民收入。央企帮助村民，成立建筑公司、民宿、旅游、灵芝、蜂蜜等各种村民合作社。以工代赈，不是直接给钱，村民不用离开家乡，也避免了福利制度养懒汉。我认识一位姓余的女生，她之前在昆明念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家乡的工程公司做财务。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对于想离开家乡去打工的村民，当地政府会发放往返路费，并介绍到对口的珠海等帮扶城市的工厂，工作满 3 个月以上转正的，每个月政府还发补贴。

经济发展后，每年村里还有分红。据报道和当地村民反馈，2023 年，秋那桶村 305 户村民，每户分红 1200 元。据说 2025 年会更高。

迪麻洛是我徒步的另外一个村。与我和向导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个护林员。他是扶贫的最早一批受益者，他们的房子都是二层小楼，政府修建好，免费赠与他们。但他并不满意，一路埋怨，说现在的新房子里有洗手间。我问他，" 你是天主教徒吗？" 他说是的（当地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 " 你的主，教你要爱世人，要感恩。" 他再也没有说话。

但是，教育、交通、宣传依然是约束秋那桶村甚至怒江州的三座大山。当地村民告诉我，但凡有点经济实力的怒江人，都会把孩子送去隔壁保山市。那里教育资源更好。教育直接影响人的思维模式。怒江的公路桥梁，已经修得非常完善。但没有机场、没有高铁。以至于我从秋那桶村回到深圳的时间，比我从深圳去洛杉矶的时间更久。因为缺乏系统性的宣传，大众对于怒江旅游的了解，远不如隔壁的香格里拉。其实这里旅游资源特别丰富。

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对待贫困群体，关键点不仅是 " 同情穷人 "，更是 " 这个社会最担心什么 "，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文化讲究的是 "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这个 " 均 " 不是 " 平均 " 的意思，而是避免制造失序的极端差距。在中国历史上，给社会和民众造成最大损害的，就是社会动乱。基本每隔 300 年，就要经历一次周期性全面崩溃：饥荒、流民、起义、王朝更替、人口断层式下降等。

在长期经验中，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共同认知：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 稳定压倒一切 "。要帮助贫困群体，不被系统性抛弃，从而衍生为不安定因素。

美国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反抗英国王权而诞生的，是一次 " 反王权 " 的政治实验。反对世袭统治、反对君权神授、反对不受约束的征税与统治。所以美国的出发点，不是 " 国家要照顾好每一个人 "，而是 " 如何确保程序正义，如何制定好规则 "。

美国所有社会关系的前提是 "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同时必须为自己承担后果。如果你失败了，这很不幸，但这是你个人处境。可以同情你，但民众不会认为 " 国家必须为你兜底 "。

影响美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督教文化，" 神在天上 "，人在上帝面前皆为凡人，所以作为一个凡人，你可以关心别人，但你不必也不应对别人的人生负责。行善是道德行为，慈善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制度。

写《江村经济》的费孝通，表面研究的是江村，但本质上是解释中国与欧美的文化差别。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人是像池塘里的涟漪，而每个家庭是这个结构的核心。中国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 + 责任单位，大家收入集中在一起，风险一起承担。如果一个个体失败，中国家庭有义务进行兜底，这是防止个人堕落破产的重要保障网。

美国人就像是一堆柴垛，大家是平等的。每个人是柴垛结构的最小单元。在英美社会，家庭只是情感单位，父母没有义务对成年子女兜底负责。如果你经济破产，大概率会被看作 " 个人事件 "，而非家庭的责任。

中美社会，也是各自家庭结构的镜像。在美国，国家不对个人有兜底的责任，在中国，如果有群体过得太惨，那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管理者的失职。这使得中国社会对极端贫困，有一种必须解决的义务和责任。

美国模式是追求上限，没有下限。它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Free-market Capitalism）的典型代表。这种制度的核心逻辑是 " 激励机制 "，鼓励竞争。它通过优胜劣汰，减少社会福利，降低国民惰性，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个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挥最大潜能。诞生了无数创新，硅谷就是典型代表，但也造成了 " 赢家通吃 " 和底层 " 容错率极低 "，造成底层民众的 " 结构性崩塌 "。

美国制度并非刻意设计了斩杀线，而是在政治、文化等机制下，自然形成的责任真空。美国每个州尽管对流浪汉有各种福利救助，包括发送食品券、现金等，但政府不能像父母一样替你兜底，成年人必须自负后果。民间慈善是多元化，只是自主而非强制性的。

中国模式是守护下限。类似秋那桶村的边疆村民，即便没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国家也会确保村民们有房住、有饭吃、不辍学， " 一个都不能少 "。这种兜底的背后，是举国体制的财政投入，国家力量直接触达最偏远的地理末梢。将资源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最偏远的角落，这在美国这样的完全市场化的国家，是完全不可能的。

美国对贫困的态度，这是个人处境，值得同情，但不必由国家负责。中国对贫困的态度，如果贫困群体 " 被抛弃 "，就是政治问题，这是系统失责，政府必须介入。所以云南省的整村修房、村村通公路，包括医疗与教育兜底。哪怕成本巨大，也要托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