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宋朝？为什么是四川？宋代巴蜀与唐代、南北朝、魏晋乃至更早时期的巴蜀有哪些变与不变？" 蜀 " 和 " 闽 " 都有 " 虫 "，所以两地在风俗与文化上有谜之关联？科举失利的小人物李处和，在战争年代又通过什么生意 " 获利百倍 "？《不与天下州府同》为新锐历史学者黄博力作，在独特的时空坐标上寻找巴蜀的复杂性，权力关系的再书写，透视两宋王朝的边缘与中心。

蜀地的 " 另类 "，在先秦时期已经显现

吴天墀先生曾言：" 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 这种光荣，在于它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四川支撑着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将近半壁河山，重要性不言而喻。宋人谓 " 易学在蜀 "" 蜀多方士 "" 苏氏蜀学 " 等，皆显示了宋代蜀人在文化史上的独创性，散发着谜一般的魅力。

蜀地的 " 另类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从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到传说时代的蚕丛走过来的五代古蜀国，都保持了很大的神秘感。周天子分封八百诸侯，蜀国不与。战国后期秦国的统一战争，是从攻并古蜀国开明氏开始的，不仅因为 " 蜀地富饶 "，还因为蜀乃 " 夷狄之长 "。秦并巴蜀而郡县之，同时又因俗而治，对巴蜀采取了特殊统治政策，西汉亦如之，不过巴蜀 " 本南夷 " 却长久存留于中原士人的记忆中。汉景帝时，法吏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 " 辟陋有蛮夷风 "，遂承担起了教化蜀民的职责。文翁化蜀千古流芳，但蜀地民情风俗以及显示出来的具有特色的地方色彩却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晋代巴蜀地区发生的 " 獠乱 "，竟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至唐代才焕发出新的光彩，赢得了 " 扬一益二 " 的美誉。但在一些边缘地区，" 獠风 " 很盛的记载仍常见诸史志之中。本书揭示渝州之改名，可以窥见宋代士大夫移风易俗的努力。

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家乡历史的好奇

黄博，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与藏学的研究。黄博从小就对宋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他十二三岁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沉迷于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的谜案之中。

" 那时宋朝的形象其实并不像今天这么讨喜。提起宋朝，大家想到的，不是富庶优雅的文艺范，而是不停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窝囊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年来，宋代的形象突然翻红，成为人人向往的时代，也使得宋史的读者在今天颇具规模，这为宋史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机会。"

黄博表示，最近三十年来，随着宋史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和不断推进，宋朝的许多闪光点才得以被人们发现和转化成某种大众期待的投射，宋史研究的许多成果，终于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他出版的两本小书，《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年 1 月）和《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年 7 月）也是借了 " 宋史热 " 的东风才有机会问世。

虽然立志要做一个宋史的研究者，但黄博对于那些宋史学界的重要论题或热点话题却始终兴趣不大。对宋代历史的关注，目光所及也不出身边生活的地域范围，所关注的问题大多与今日的四川和重庆有关。事实上，本书几乎全部的内容，都是出于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家乡历史的好奇。

" 其实我的青少年时代，都是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度过的，当 1997 年重庆离开四川成为直辖市的时候，我的家乡观念早已形成。因此我一向觉得，自己既是重庆人，也是四川人。好在讨论宋代的四川，想要兼顾两者，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细看宋代四川的复杂与特殊

黄博表示，由于地域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导致的史料多寡，过去对宋代四川的关注，更多的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丘陵地带，经济落后，人才鲜少，政治文化地位几乎一无所有，除南宋末年成都失陷后四川军政中心东移重庆的短暂时光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失语的状态。研究者通常也不会太在意宋代的重庆到底发生过什么，而且由于缺乏杰出人物的存在，常见的人物研究与地方研究捆绑的地方史研究模式也很难在这里发挥作用。虽然出于对乡土历史的偏爱，本书对重庆的着墨不少，一定程度上力求在宋代四川的研究中做到兼顾成、渝，但重庆部分的内容，眼光明显更为下沉。

本书的主标题 " 不与天下州府同 "，出自宋人文同的一句诗，说的就是这里在宋代的特殊地位。虽然是以四川地方的特殊性作为考察对象，但本书讨论了诸如 " 不善书法 "" 甲午再乱 "" 蜀人多变 "" 神御在蜀 "" 闽蜀同风 "" 渝州危乱 " 等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后发现，那些黏附在 " 地方 " 上的所谓特殊性，与宋代四川自身之人与事的关系，或许并没有宋人或者后人想象得那样紧密。

在黄博看来，所谓宋代四川所呈现的种种特别的风俗文化之差异，恰恰是 " 全国一盘棋 " 之下不同分工和自我适应所造就的。书中所描述的许多宋代四川独有的风俗与文化特色，确实是一个 " 事实 "，但却与宋代的四川人自身是否具有某些恶习或天赋无关，而是与整个天下大势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地方文化特色的产生与地方本身的关系十分微妙，所谓 " 不与天下州府同 " 的背后，恰恰是全方位地积极进入 " 天下 "，从此不再置身事外的结果。

现代快报 / 现代 + 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